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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没有一个文学机构像文学讲习所(及之后的鲁迅文学院)一样肩负着社会主义文学建设的重任。文学讲习所作为实施文学教育的官方常设机构与最高机构，以重要身份参与了国家的文学规划，对培养广大的文学工作者与推动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学建设提供强力保障。以新时期的文学讲习所为切口，从文学社会学的角度，进入并探究新时期的意识形态与文学教育、文学生产之间的关系，揭示国家对新时期文学的多层面规划，进而认识社会主义文学体制的特殊性，不失为一种有效的途径。
第一章谈文学讲习所对学院体制的探索，从学院体制的“合法性”这个历史遗留问题、创作辅导制与学历教育三方面展开论述。文学讲习所向鲁迅文学院的转变，是作家培养与学院体制重新建立联系的重要标志，同时，这一转变又包含着更多的历史复杂性，即在新时期新的形势下，党和国家对文学规划的微妙变化。
第二章谈文学讲习所开展的文学教育，从师资与课程规划、学员的准入机制、考核机制与反馈机制几方面加以考察。它的文学教育是在“革命现实主义”传统的资源下进行的，以贯彻党在新时期的文艺方针、政策为旨归，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教育课程的更新、对学员的准入机制与考核机制的调整，却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自我悖反的局面。它的“革命现实主义”的导向，在自己的强化宣传中不断暗中被削弱。
第三章谈在文学讲习所内进行的文学生产。文学讲习所把创作成果作为重要学业来考核，直接影响到学员的创作成果的面貌，以及这些成果所构建起的“作者形象”。但文学自身的倔强力量也往往超出我们的想象。讲习所内的文学生产，在具体操作中出现了规划外的元素。学员的写作，因为所接受的“不纯”的“革命现实主义”的教育、文坛人脉关系的广泛建立、发表空间的可选择度的扩大(这些资源却是由文学讲习所提供的)，而充满了超越“革命现实主义”传统的丰富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