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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赫伯特·劳伦斯(D.H.Lawrence，1885-1930)以其公认的文学天赋，与乔伊斯，艾略特，庞德，福斯特等人共同开创了现代英国文学的辉煌时期。劳伦斯的敏感与才思尤其是对生命的关注与诠释一直引人瞩目，而这位作家的叛逆个性也导致其文学声誉起伏不定。他在作品中对性爱所做的大胆描述有悖于当时的主流文学，因而受到批判。尤其是他的小说《查特莱夫人的情人》（LadyChatterleys Lover,1928）。该作品因过于直露的描述在英国一度被列为禁书。即使解禁以后，批评界对它也一直争议不断。但随着人们对劳伦斯作品研究的深入，小说的艺术形式与时代精神越来越成为新的研究课题。在当今多种理论视角的观照下，劳伦斯作品的丰富内涵得以进一步开掘。然而在笔者看来，现有的劳伦斯评论大多侧重于主流政治，意识形态，以及心理分析层面的讨论，而对作者的艺术手法缺乏应有的关注。在《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中，劳伦斯运用了大量隐喻性表达法，特别是小说里重复使用的91次“触感”(“touch”)引起过多位评论家的重视和肯定，也被称为劳伦斯哲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然而现有的劳伦斯研究在谈及“触感”这一概念时大多一笔带过，而深入的系统研究尚未出现。 本文以乔治·拉可夫与马克·琼森所提出的“概念隐喻”为理论框架(,)详细探讨了《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中“触感”的涵义。小说中的“触感”从三个隐喻层面共同反映了劳伦斯的生命理念。查特莱夫人通过与爱人，仆人和大自然的“触感”完成了“概念隐喻”中的“自然体验”。按照拉可夫的解释，这种体验乃是人们的行为与身体，文化，环境分别相互作用的产物。本文旨在通过解读“触感”的隐喻，论证女主人公获得新生的途径及其启示意义。 女主人的“触感”体现在她于“查特莱夫人”这一身份之外所建立起的与生活的崭新关系。康妮与梅勒斯的爱情诞生于他们身体与灵魂的完美交融，而这种爱情的代价是康妮的现有婚姻及其道德观的毁灭。在小说寓言性的情节里，康妮的失范成为了作者一种理念的象征，既在身体和情感上对生命的体验。博尔顿太太的出现打破了康妮闭塞的家庭生活，促使她对社会现实与自身处境有了更理性的认识。在两人接触和交流中，康妮与博尔顿结成了一个特殊的联盟。博尔顿太太展示着社会冷漠与机械的一面，康妮则担当起反省与批判的角色。康妮与小树林的不断接触使她从大自然中汲取了生命力。她与自然的契合构成了“触感”的第三个层面，体现出一种抵抗工业文明的力量。在此劳伦斯通过康妮对小树林的“触感”实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重构。有关“触感”的三个隐喻层面以一种再生的力量为共同支点，推动着查特莱夫人与生活的真正交融。劳伦斯以女主人公的重生表达了他对人类新的生存状态的呼吁。小说中“触感”的魅力体现了人的内心与外在世界的交互性，并强调了这种交互性完善生命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