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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一系列的体制改革，其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是在计划经济体制内部实行分权，其核心是财政收支权力在中央与地方之间重新配置，逐步从中央向地方转移，即财政分权改革。从分灶吃饭到分级包干，再到分税制，中国财政分权改革在我国特有的制度背景下走出了一条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财政分权之路，我们称之为“中国式财政分权”。
在我国财政分权体制和特殊的政治背景下，地方政府的激励主要来自两个方面:财政激励和政治激励。首先，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下的财政激励是有效的，即伴随分税制改革的财权上收，财政激励并没有被削弱;相反，中国的财政改革，特别是分税制改革强化了财政激励。自中国财政分权改革以来，特别是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将财政收入极大地上收中央，而公共品供给等财政支出责任则绝大部分仍由地方政府承担，同时，地方公共品供给的状况是不尽如人意的。各界普遍的观点将这一结果归因子财政分权改革造成的地方“事权与财权不匹配”所致。这一结论看似合理，但通过观察现实发现，中国地方财政收入并没有因为财政分权而被削减，相反，从地方财政支出规模和预算外收入不断膨胀的现实来看，中国地方政府虽然承担了事权下放的压力，但同时也获得了可观的财力。这意味着:中国地方公共品供给困境并不仅仅是由于中国财政分权弱化了地方财政激励造成的。同时，这一现实引出我们的进一步思考:对中国经济增长和财政支出结构偏向的解释仅仅依据财政激励或经济激励是不够的，我国特殊体制背景下的政治激励至关重要。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分权体制具有独特之处，即在实行财政分权的同时，保证了政治上的高度集中，中央通过政绩考核机制激励地方政府迎合中央政府的决策目标。而对于其他大多数财政分权的国家，很难在进行财政和经济上分权的同时，确保财政激励与政治激励同时发挥作用。
有效的财政激励和特有的政治激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国地方政府的行为取向。具体来说，有效的财政激励和以“晋升锦标赛竞争”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政治激励极大地调动了地方官员发展本辖区经济的积极性。地方政府之间围绕GDP展开的激烈竞争有力地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从而带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然而，在肯定分权竞争取得成就的同时，并不能掩盖中国当前社会的一个失衡现象:一方面，由GDP来衡量的经济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基础设施建设如火如荼;但另一方面，义务教育、基本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品供给却严重不足。1995年，中国（包括各级地方政府）的教育投资大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5％，同时，国民生产总值中大约30％用于实物投资，在美国，相应的数字分别是5.4％和17％，虽然近年来略有提高，但失衡状态仍然显著(Heckman，2005)。在转型和财政分权的文献中，俄罗斯通常被当作是中国的一个反面参照系。然而，从财政支出的角度，是俄罗斯而不是中国更接近经典分权理论所蕴涵的图景。Zharavskaya(2000)提供的俄罗斯35个大城市（29个地区的首府和其他6个区域性中心）的数据显示，1992-1997年间教育在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从19.4稳步上升到22.9，在教育、卫生和文化体育三项上的支出一直维持在40％的水平。相形之下，中国地方政府同期支出在教育和科教文卫上的比重分别仅为15％左右和不足25％。1这一失衡现象，是高速增长中出现的最为重要，也是应引起关注的“增长失衡”。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增长失衡?隐藏在失衡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中国式分权体制在创造增长奇迹的同时，又产生了怎样的负面影响?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分析，地方政府的行为取向是引起这一失衡现象的最直接原因，而进一步深入分析发现，这又与财政和政治双重激励模式以及伴随其产生的政府间竞争行为有着很大联系。因此，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本文试从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和公共品供给的角度出发，考察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和我国特殊政治体制下的激励模式是如何影响和塑造地方政府行为取向的，并研判分权激励和与之相伴随的政府竞争对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和公共品供给效率所造成的成本和扭曲，最后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本论文通过对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和公共品有效供给的考察，试图完成以下工作。第一，在财政激励和政治激励相结合的分析框架下，解释中国式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行为取向的影响;第二，分别从理论和实证角度，分析分权激励及伴随其产生的政府竞争对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偏向和公共品供给效率的影响，即分权竞争的成本问题。文章具体安排如下:第一章提出问题;第二章分类梳理与本文主题相关的已有文献，并在相应处给出必要的评论;第三章和第四章对分权体制下中国现存的相关特征事实进行阐述和澄清，并提出本文研究的制度背景;第五章建立一个反映分权竞争与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关系的理论模型;第六章实证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的偏向和扭曲;第七章进一步实证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公共品供给效率的影响情况;第八章总结全文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