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尽管国际经济环境正在经历大变革,频繁发生的贸易摩擦不仅制约中国对外贸易持续稳定发展,而且有可能将世界经济拖入“衰退陷阱”,但出口仍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另一方面,党的十九大提出“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民生福祉才是发展的根本目的”;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确定为我国“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就业是民生之本,深层关切和改善民生的首要任务是让广大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如何在中国当前经济发展的新形势下实现这一目标是政策制定者和学术界共同关心的重要议题。有鉴于此,本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海关进出口数据库、地级市最低工资数据、社会保险政策缴费率数据以及CEPII-BACI数据库等数据,考察出口贸易对企业劳工标准的影响。主要研究内容如下:（1）首先,论文界定了国际劳工标准等相关概念,在充分考虑数据可得性的基础上选取企业最低工资标准遵守情况、企业社会保险投入和企业工会建设情况作为劳工标准的代理指标,并以出口贸易对各指标的影响为线索梳理相关文献。接下来,本文展示了各项指标的制度背景和特征事实。具体地,就最低工资标准而言,各地市最低工资标准随时间不断提升,且提升幅度在2004年之后更大;各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差距逐渐增大;各地最低工资标准调整行为具有周期性特征,且在中西部地区尤为明显;企业最低工资标准遵守情况同样随时间逐步改善,东部地区企业、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大企业遵守情况相对较好。就社会保险而言,样本期内,各地市养老和医疗保险政策缴费率变化有限;城市间（养老保险）政策缴费率具有明显差异;政策缴费率与经济发展水平并无必然联系;绝大部分企业实际缴费率集远低于政策缴费率,但随时间不断提高;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的实际缴费率分布在不同省份呈现出不同特征;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东、西部地区企业、大企业实际缴费率较高。就企业工会而言,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或员工平均教育水平高的企业工会覆盖率更高;不同行业的企业工会覆盖率差异明显;相比于无工会企业,设有工会的企业在绝大部分经营指标上表现更好。（2）其次,论文考察了出口对企业最低工资遵守情况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出口贸易显著提高了企业遵守最低工资标准的概率。这一结论在克服内生性问题后依然成立,并在重新计算非技术工人平均工资、控制潜在遗漏变量、调整最低工资标准、使用2004年的截面分析以及考虑潜在样本选择问题等多项检验下保持稳健。将样本依据企业非技术工人平均工资水平划分为“标准线以下”、“过线水平”和“高水平”3个档次并使用多项logit检验发现,没有证据表明出口企业更倾向于将工资压缩在略高于最低工资标准线的水平,出口对低收入劳动者工资水平具有实质性影响。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出口影响企业遵守最低工资标准的机制发现,出口的工资溢价是关键渠道之一;基于异质性企业理论,检验发现对重视企业社会责任国家的出口以及受人权主义活动关注的纺织、制鞋和服装行业的出口对企业遵守最低工资标准影响更显著,证明供应链压力是另一关键渠道。（3）再次,论文考察了出口对企业社保投入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出口贸易显著提高了以实际缴费率衡量的企业社保投入。工具变量法和其他稳健性检验的回归结果表明,这一结论不受内生性问题影响并在更改指标测度方式和全面考虑社保政策细节时保持有效。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出口影响企业社保投入的机制发现,学习效应是关键渠道之一,而户籍效应不存在;基于异质性企业理论,加工贸易特别是来料加工贸易企业、纺织、制鞋和服装行业的企业以及位于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的企业受供应链压力影响更显著,检验结果均符合预期,从而证明供应链压力是另一关键渠道。在此基础上,本文排除了户籍效应和学习效应对供应链压力检验结果的影响,并进一步检验发现非国有企业、小规模企业和低工资企业受供应链压力影响更大,为这一机制提供了更加细化的支持证据。（4）最后,论文考察了来料加工出口贸易对企业工会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受供应链压力影响,来料加工贸易企业组建工会的概率更高。由遗漏变量和互为因果引发的内生性问题不影响这一结论。此外,通过重新界定企业（长期）贸易类型、剔除国有企业和改制企业样本、保留新成立的企业样本以及控制县（区）-行业固定效应的检验结果显示该结论是稳健的。供应链压力还通过直接和间接两条途径对企业其他劳工标准产生了积极影响。其中,直接影响指企业按照下游客户要求调整劳工标准,而间接影响是下游客户通过推动企业工会直选、对企业工人和工会委员会成员进行培训等方式,提高工人组织能力进而促使企业工会发挥其维护职能的结果。供应链压力的间接影响比直接影响更具实质性。以企业社会保险投入为例,供应链压力可以通过间接途径提高企业参保概率和实际缴费率,但其直接影响仅体现在企业参保概率上。此外,不论是通过直接还是间接途径,供应链压力均未能显著提高劳动者平均工资水平,说明供应链压力对部分核心问题的作用仍较为有限。来料加工贸易企业更高的劳工标准本质上是为了配合下游进口企业迎合消费者的道德关怀,以“（下游）企业带动（上游）企业”推进企业工会改革是可行的,但其长期成效取决于对中国消费者的社会责任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