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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近代经济的典型特征--商品化着手，对赣南1860年以来的经济变迁做了较细致的叙述。在对赣南传统经济商品化有所梳理后，重点叙述了开埠通商后赣南传统经济在卷入全国及世界市场下的演变，最终发现经济商品化在当地呈加速发展，原本因自给性较差而区域贸易发达的赣南山区，远程贸易与区域边区贸易都有了较大的发展，开埠通商对赣南经济带来的更多是机遇，转型中的赣南经济在近代商品化大潮中未受大的冲击打压，反而为民众提供了新的谋生手段与生活副业，再考之于商品价格的波动现状，可进一步佐证清末民初的赣南，当地民众的物质生活并没有发生普遍的恶化。藉此，从而对“贫穷-革命”的分析模式有所修正，经济因素与革命的关联应是经济商品化加剧所致的经济分化与传统经济观念变迁所带来的社会紧张。
政治变革是清末以降，中国社会的突出表征。本文通过分析新政与地方自治对基层政治生态与权力网络带来的变化，以求农民暴动兴起的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历史原由。从清末新政到民国地方自治、从废科举到兴学堂，其实践虽良莠杂呈，但变革在各地的推进与影响却一直如影随形，绅权与县级治权因此发生嬗递，基层的政治权力网络随之发生流变，绅权主导下的官绅勾结成为政治状况的突出表征，民众被日益孤立，乡村基层与上层政治加速分离，而“官退绅进”的态势使清末以后社会逐渐丧失了权力中枢，社会整体失去了重心与中心。社会控制的弱化成为必然，地方动荡不断，民众的物质条件虽未恶化的同时，其整体的生存环境较从前而言已趋于恶化。
中国历史上，政治事务向与底层民众无涉，正所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然国共合作下的国民革命时期，新的革命政府采取了与以往不同的政治动员模式，一改长期以来的“倚赖正绅”、眼光向上的单一动员路径，底层民众在农民协会的组建大潮中被推向了政治历史舞台，从而给其以前所未有的意外与惊喜，搅动起内心的渴望与希望，农民经历了一次全新的教育与心理上的解放，农民协会主导下的革命举动成了随后农民暴动的预演与彩排。而随后的“清党”，欲人为地强行撤销原本合法的民众权益，企图将已动员起来的民众打回原形，重沦为上层精英的附庸，其结果只能是引起激烈的反弹。此外，“清党”之举因其打击面广、树敌过多，最终只能草草收场，而乡村基层因没有城市的强大控制，“清党难清”的局面更为普遍，从而在正面又留下了暴动再起的可能。
至此，农民暴动似已呼之欲出。然，单一的背景分析易给人以“历史决定论”的武断，有必要对暴动事件做进一步的解剖，力求做到从结构到事件的整体观察。事件发生的直接导因，即集体归因研究是事件进程分析的第一步，看似教育知识不高的农民大众，其迈向革命暴动的第一步时，并非是人云亦云，而是在机遇与威胁的权衡中，以实际利益为关照，谨慎地做出抉择。事件进程中各种社会性因素的激活利用，充分说明了暴动事件源出于当地社区的各种社会网络，暴力革命是社会长期性因素作用的结果。有必要进一步解释的是，因受教育水平不足的制约，活动组织者往往是少数来自于智识阶层的早期革命者，农民往往是革命的追随方，故结构性因素的利用进程里，早期革命者是其中的主体，从而易给人以革命人为制造之印象，然“追随”不可等同于“盲从”，即使是欲“人为制造”革命，其也必须有相应的社会结构为前提，本文的分析为此提供了相应的注脚。简单的意识形态式的口号宣传与所谓别有用心的鼓动不可能对农民有真正的效果，因为政治革命的后果及其可能付出的代价是每个心智健全者都所熟知的。总之，农民暴动“源”于社会结构性存在，“起”于农民的自我理性决择，而革命兴起成势后的农民心理如何，是否会流于感性盲从，因其与本文研究无涉，勿需详解。
概而言之，本文通过对赣南个案，展示了一地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与革命源起的内在逻辑，首先强调的是农民暴动源于社会结构性存在，并在对现有相关“结构论者”过于强调经济性因素的做法有所纠正的同时，指出革命的发生虽与社会经济因素密不可分，但经济在转型中的“分化整合”较乡村社会的经济恶化应更能解释革命为何而起。而脱离结构性分析，只从事件进程着手研究，因易受革命乃人为制造表象所迷惑，最终的结果可能是远离事实。其次，发现转型虽并不一定会带来革命，但动荡是在所难免，而制度缺失、政府式微的社会是没有应对动荡与危机的机制与可能，社会往往会因此由动荡走向集体的暴力革命，故本文的进一步结论是在制度缺失、中枢式微的社会，力行转型的必然后果往往是革命的悄然发生，现代化与革命化构成了其当然的一体两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