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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进步和制度变革是过去半个世纪增长理论中最为强调的两个因素，文章从技术进步问题出发，首先讨论了新古典增长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中技术进步的实现机制，进而结合理论假设与实际环境去探讨这些机制描述中国经济增长的可行性。然后通过数据包络分析中的Malmquist指数分析法对中国经济1978-2009年间的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测量得到32年间中国平均TFP变化率约为年均1％。对该结果的分析包含三个方面，一是技术进步采取方式上的原因，包括技术引进、基础设施建设为主，因此1％的TFP变化率并不能够代表实践中的技术提高;二是分析不同时期和区域TFP及其成分表现出的不同特点;三是结合实际情况对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和不变价格资本存量的估算方法进行评价，认为Malmquist方法反应的是中性技术进步，并且在资本技术更新换代时期，永续盘存法的使用会低估折旧率，从而高估实际资本存量，造成TFP的偏低。 关于技术的结论符合以诺斯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的增长观点，即技术进步、资本积累就是增长本身，真正决定增长的在于制度的变迁。从第四章开始，文章展开制度变革对我国经济增长影响的分析，这一章先后从我国1978年后的产权改革、市场化改革以及对外开放程度变化三个方面分析了制度改革过程中对增长和生产要素的促进作用。这一部分结合前文中各省市的TFP变化率，来说明改革历程当中，制度上的改进对于增长的促进作用，实证研究表明，在改革开放初期，农业对经济效率的提升有较大贡献，农业比重越大的地区技术效率提高幅度越大，另外对数产出和对数贸易总额之间存在(1，1)阶协整，并在1993年左右存在结构性变化。 最后一章讨论了“内生性”和“可持续性”两个问题，前一个问题的提出是基于当前中国技术进步和制度改革都不是新古典流派强调的“分散自发的体系”，更具决定性的可能是自上而下的国家力量，因此试图建立内生系统去解释中国的增长可能是徒劳的，可以部分缓解这一问题的方式是论证增长在长期内的“可持续性”，尽管增长并不是系统内部分散主体自发决策直接导致的，但现有的方式能够在长期内得以维持，那么在“内生性”上产生的问题就不算严重。文中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是从经济内部供需失衡的层面来开展的，结论支持内部失衡的问题可能是长期工业化加深阶段的必经之路，长期内的前景不像看起来那么糟糕，但是依然存在内部的结构风险。当然，这个问题是一个只能证伪，不能证真的命题，本文仅仅是从一个角度进行了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