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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我国出现第一例艾滋病感染者,当时人们把艾滋病当做是资本主义社会腐朽的产物,被打上“不道德”、“性堕落”、“伤风败俗”等多重烙印。上世纪九十年代,在混乱的血浆市场下,不合规的卖血、输血导致艾滋病在农村集中爆发,“艾滋村”引发了国内外舆论的高度关注。也正是在此时,艾滋病开始背负起脏乱、贫穷、死亡、贪婪等多重意义。但相较34年前,艾滋病所背负的污名和非议虽然已淡化不少,但仍然存在。在人类与艾滋病抗争的历史进程中,报纸、电视、广播等大众媒介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尤其是影视媒介,在艾滋病的污名化和去污名化进程中都发挥了重要角色。1988年,中国第一部艾滋病题材电影《艾滋病患者》上映,在此后的三十多年间,中国影视史上出现了近二十余部关注艾滋病的影视作品,他们主题多元、类型多样,质量参差不齐。通过对这二十三部影视作品进行统计分析,笔者发现我国艾滋病影视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即:第一阶段(1985年-2000年):恐惧塑造阶段,作品表现社会恐慌,视艾滋病为“外来病”、“时代病”、“不道德”的疾病;第二阶(2001年-2010年):政治影响阶段,此阶段艾滋病影视创作受政府干预,作品反对社会歧视,注重艾滋病的科普教育、公众政策宣传以及对艾滋病病人/感染者的人文关怀;第三阶段(2011年-今):作品主题多元化,不再停留于艾滋科普或简单呼唤社会关爱,而是关注艾滋病病人/感染者作为“人”的多样健康发展。这些影视作品一方面导致了艾滋病病人/感染者形象的污名化,另一方面又促成了艾滋病污名的消解。本文结合中国社会、政治、文化背景,对这些影视作品进行了分析解读。研究发现,在艾滋病患者、感染者形象塑造方面,我国影视作品塑造了四种类型化的艾滋病人物形象,即个人生活混乱的“不道德”者、深陷贫困的苦难人、无辜的受害者、主流建构下的救赎者。这些类型化的角色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现实社会中艾滋病病人/感染者的客观形象,但同时也建构出一个个类型化的艾滋病“他者”形象,虽然在历史的淘洗中,这类与我们相区别的“他者”形象几经变迁,形象特征发生了诸多变化,但始终未能摆脱“他者”的束缚。他们一度被打上诸如卖淫、吸毒、贫穷、愚昧、变态等刻板化的标签,成为不道德的、罪有应得的、可恨又可怜的对象。但在遭受歧视、排挤、误解的同时,艾滋病影视作品中竟萌生出一类积极正面的救赎者形象,他们富有良知和担当,虽身患疾病,但他们心灵健康甚至品德高尚。这类颠覆性银幕形象的出现,对消除艾滋病污名和社会歧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从本质上来看,他们依旧是社会主流选择性建构和呈现的结果,是符合社会期待的“艾滋病人”形象,是经历了道德规训的产物。统而观之,我国影视作品中艾滋患者/感染者形象的发展变化,与我国政府公共政策、政治与文化、媒体报道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