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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文艺大众化运动，在中国共产党文艺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基本解决了文艺和大众的关系，使民众充分享受了文艺的精神洗礼，完成了大众心理的转换，为新中国文艺的建构奠定了基础。
文艺大众化有一个从“化大众”到“大众化”的演进过程。从“五四”时期对文艺的社会思考，到“左联”时期文艺大众化的理论探讨，再到中央苏区的大众化实践，中国共产党人把文艺大众化一步步从理论推向现实，推向民间，符合其深耕民间、积蓄力量的斗争思路。抗日战争的爆发，文艺成为全民族发动民众、鼓舞士气的重要工具，“文章下乡，文章入伍”成为时代和民族的召唤。众多的文艺工作者从书房、亭子间和沙龙中走出来，走向战斗的原野，与民众达成一片，起到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作用。陕甘宁边区的文艺大众化运动，正是在抗战的大背景下展开的。它既具有战时文艺的特征，又具有边区文艺独有的特点。在陕甘宁边区，经过新秧歌运动、街头诗运动、“文章入伍”运动等的开展，“军爱民，民拥军”，知识分子和人民大众水乳交融，社会风气得到极大改善，边区革命意识得到极大提高。
陕甘宁边区的文艺大众化运动，具有极大的历史合理性，为抗战民众情绪的引导，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巩固，为民众的启蒙和进步，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落地生根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与此同时，它也埋下了政治干预文艺、文艺创作程式化的伏笔，牺牲了文艺的多样性，高度强调工农兵立场，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之花在逐渐凋谢。总之，它是一场积极意义和消极影响并存的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