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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急剧转型的背景下，我国改革开放前后利益格局的深刻变化被称为“利益分化”的时代。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社会利益、私人利益之间越来越分化。个人利益不断从对集体利益的依附性中摆脱出来而日益独立；行业利益、团体利益、阶层利益不断从概括的社会利益中分化出来；地方利益、部门利益不断从笼统的国家利益中分离出来。利益冲突和价值冲突问题成为中国当前立法中的突出问题，具体表现为立法争议显化、立法难度加大、立法周期延长。
虽然在理论上可以将利益冲突界定为物质性的冲突，价值冲突是一种观念性的冲突，但现实立法中，二者之间的界线并非泾渭分明，往往很难将它们严格剥离。不同的阶层、团体对法律有着不同的利益要求和预期，这些不同的要求和预期不可避免地反映在立法的过程中。因此利益冲突和价值冲突是立法者面对的重要问题。
探究中国当前立法中的利益冲突和价值冲突现状，必须从实际的立法实例入手。近年来一系列立法实例展现了我国转型时期利益冲突和价值冲突的复杂图景。虽然在一定意义上，利益冲突和价值冲突对社会进步也有某些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利益冲突和价值冲突可能阻滞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破坏社会团结。因此，由立法进行利益平衡和价值整合是必须的。进行利益平衡和价值整合不能试图以强制的方式消除一切社会差异从而消灭一切冲突，只能在法治的轨道上，提高立法的正当性和合理性，通过立法的正义促进社会的正义。
本论文的结构包括导论和三章，主要内容分别如下：
导论部分总括说明论文选题的来由和意义，简要概括论题的社会背景，介绍利益冲突和价值冲突的基本概念和形式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阐明写作的基本思路和方法，对本文所选取的立法实例作编组说明、代表性说明、争议观点选取说明。
第一章“当前中国立法实例中的利益冲突和价值冲突”，选取我国近年来立法争议较大的部分案例，包括《物权法》、《劳动合同法》、《破产法》、《反垄断法》、《邮政法》、“医疗改革方案”、《成品油价格和费改税的通知》。在这些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由于体制转型、阶层分化、政府职能转变、部门利益、社会保障中政府责任缺失等一系列因素引发的真实的利益冲突和价值冲突。通过对每个立法实例的立法背景、立法过程、争议焦点及其观点和理由的概括和梳理，分析当前中国立法进行利益平衡和价值的主要任务。
第二章“利益平衡和价值整合的基础理论”，从强调利益平衡和价值整合的基本逻辑前提--承认私人利益正当性及其局限性开始，将中国当前立法实例所展现的利益冲突可以概括为两个大的类型，其一是利益分化引发的阶层间利益冲突，其二是政府与市场关系变化引发的利益冲突。在此基础上，按照社会领域区分理论，在具体的社会领域中讨论立法分配利益的正义原则，而非以一种整全式的正义理论适用所有的社会领域。迈克尔·沃尔泽的社会区分理论以及多元正义理论和尤根·哈贝马斯对“系统”、“生活世界”的划分揭示了各个领域的社会正义的实现，不仅在于正确地理解不同社会领域的法律正义，更在于防止权力和金钱这两种分别是政治、市场的媒介对其他社会领域的入侵从而破坏社会领域的独立性。在这个过程中，国家权力既是一个防范的对象，又是一个被依赖的对象。保持政治领域的独立性对其他社会领域的正义实现具有根本的保障作用。中国立法所面对的利益冲突和价值冲突，主要的原因是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各种因素对市场的扭曲以及市场对其他社会领域的侵入所导致。因此，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科学界定政府权力的边界以及政府对社会保障的责任是立法正义的基础。
如何实现各个社会领域的立法正义?价值多元的现代社会里不存在某种实体的终极价值标准。立法的合法性只能来源于通过民主的程序达成价值共识。因此，
第三章“利益平衡与价值整合的程序理论”从程序论述立法正义。广义的立法程序不仅包括制度化的法律程序，还包括公共领域的商谈，二者并非孑然独立，而是存在着紧密的互动联系。通过平等、无强制的民主商谈达成共识是现代社会中规则形成的必然选择，只有作为民主商谈结果的立法才具有真正的合法性。哈贝马斯描述的“理想交谈情境”虽然在现实中难以完全实现，但却可以通过努力无限地接近这种“情境”。
在我国，立法共识的取得有三种方式，分别是价值观念的灌输与教化，实效导向的实验与示范，理性约束的交流与辩论。前两种取得共识的方式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毕竟有其局限性。利益约束的交流--辩论应该成为我国今后立法共识的主要取得途径。
从立法的广义程序来看，中国当前各阶层、群体在公共领域的利益表达能力不对称，尤其表现在利益集团和弱势阶层之间利益表达能力的差异。因此，本文强调利益表达与利益代表的区别。在我国立法中，各阶层、群体在公共领域的利益表达博弈最终必须要通过利益代表机制的过滤和整合。公共领域是利益表达的主要场所，该领域的交流和辩论的属于非制度程序；人民代表大会是利益代表机关，该机关的立法程序属于制度化程序。此二者之间应该是一种互动衔接的关系。为了更好地实现立法的利益平衡和价值整合功能，一方面要培育自由开放的公共领域，提高立法公众参与的程度和水平，另一方面要改进和完善立法机关的代议机制和程序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