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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逊是美国马克思主义的杰出代表,他连接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争论的后现代主义理论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他批判性地借鉴、吸收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思潮,提出了其独具特色的后现代主义理论。詹姆逊始终面向历史真实的理论旨趣,决定了研究者必须将经济因素作为剖析其后现代主义理论的逻辑中心,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作为考察其后现代主义的基本框架。与此同时,詹姆逊后现代主义理论发展的思想轨迹也进一步要求研究者洞见当时后现代话语的全景,把握其文化研究的整体脉络。为此,从詹姆逊后现代主义理论的话语背景、总体性视野、理论基础、空间逻辑及其乌托邦建构等方面展开对其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全面探索是恰如其分的。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后现代话语在世界范围内活跃于众多学科领域,立场的相异和派系的庞杂使得后现代话语呈现出多姿多彩的景象。在这种纷繁的景象中理清后现代主义的基本路径和基本内容是研究詹姆逊后现代主义理论必不可少的前提。事实上,后现代话语产生于总体性哲学逐渐走向式微的时刻,海德格尔以存在问题对总体性哲学进行的转向与阿多诺关于海德格尔存在论的神秘玄思以及总体性哲学中同一性强制的揭示为后现代思潮的兴起提供了理论上的基石。正是阿多诺在总体性哲学之上打开的裂缝开启了后现代话语的先河,这些多样的后现代话语共同形成了詹姆逊后现代主义理论的思想背景。通过探查后现代概念的历史发展和后现代理论的渊源,我们得以明确后现代主义就是对后现代时期新的习惯、新的文化方式在社会文化和哲学上的回应,从根本上说,它是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回应。来自于德里达与德勒兹、福柯与鲍德里亚、利奥塔与哈贝马斯等后现代主义思想之间的争锋,无论在具体思想上表现出如何多样化的面貌,在本质上也无非是对资本主义制度无法逾越性的说明。这些争鸣的后现代话语不仅为詹姆逊提供了构建其后现代主义理论的理论资源,而且使詹姆逊在突破他们无法逾越的界限的过程中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因素首要性的理解。詹姆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和历史观,在逾越界限的过程中重申了经济分析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以资本逻辑为线索对后现代文化进行了批判性地考察。辩证法、历史化和总体化的具体运作形成了詹姆逊研究后现代主义的总体性视野,辩证法意图通过反躬自问,为后现代主义理论提供应对那些拒绝叙事的材料的方法,使孤立的形式能够与更大的构成内容整体的历史现实相接合。对历史的探索使历史主义必须面对历史在过去与现在中遇到的困境,解决困境的四种方法表明了历史真实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结构历史主义和绝对历史主义中才能得到显露,也只有在其中,文本才能走向具体的历史。总体化是明确缺场的历史和真实必不可少的环节,通过修正性地综合卢卡奇的总体性概念、拉康的“三界说”以及阿尔都塞的结构因果律,詹姆逊在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重构中表明,文本内部断裂和不相称的层面事实上异质地共存于一个张力性的文本、作者和历史语境的整体网络之中。由辩证法、历史化和总体化的综合运作所形成的总体性视野,使詹姆逊拥有了一种始终关切历史真实的理论品质,于是,与后现代主义相应的晚期资本主义就自然成为他下一步的理论动向。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以虚幻意识为人们树立壁垒、阻碍历史进步的现实,要求他对这种理论和现实情境作出回应。以一种社会和革命的总体的理论视角,詹姆逊在差异性中,不断地对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进行除幻,试图揭示资本逻辑对后现代主义的统治,明确资本和文化运作的深层关系,使缺场的历史在真实的瞬间闪现出来。在总体性的视野之下,詹姆逊以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为基础,从后现代社会的种种变迁中透视出其中较为根本的变迁是资本增殖逻辑所必然导致的资本与文化的相互渗透,二者之间的融合表明了后现代包容于资本引力场之中的实质。以此为依据,詹姆逊对资本主义进行了历史分期,强调后现代主义不仅仅是一种文化风格,更是一个分期概念,是与晚期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文化逻辑,这是詹姆逊整个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基础。后现代文化是以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散碎经验为基本原料建构自身的,这种文化风格与现实世界中的深层变迁密切相关,它的文化特征也从多维度表现了社会系统的内在逻辑。深度的削平、历史感的消退、情感的消逝和主体的消失等后现代的文化特征使詹姆逊进一步明确了后现代逐渐由时间性逻辑走向空间性逻辑的症状。在现代主义时期由时间的持续性而可以定位自身的主体,在后现代能指链的断裂中失去了自身与过去的时间性关系。空间化的后现代以虚假性遮蔽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腐蚀了主体认知自我和社会的能力。此时,代表着超越和抵抗的美学,在后现代资本逻辑的全面渗透中也回归为纯粹的快感,沉浸于资本为大众精心设计的虚假满足系统中的主体,再也无法掌握自身和周围世界的真实,只能在后现代的空间逻辑中表现出一种无方位性。詹姆逊与后马克思主义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在面对晚期资本主义的无方位性之时采取的是总体性的视野,辩证法、历史化和总体化的综合运作为他提供了能够在后现代空间的文化表征中挖掘抵抗的政治策略的可能性。作为缺场存在的历史只能以文本的方式被接近,阐释因此成为研究的真正客体。詹姆逊的政治无意识试图将政治作为阅读和阐释的绝对视域,以期探求表现意识形式的文化文本以及形成它的现实社会生活经验,非神秘化那些被有意识地压抑的超越界限的愿望。如此,晚期资本主义阶段的文化文本得到了重写,后现代主义文化对现实社会生活的神秘化运作得到了彰显。于是,考察晚期资本主义的虚幻现实和建构乌托邦的关键,就落脚在政治无意识在非神秘化的运作中所批判的意识形态及其现实成因之上。詹姆逊批判性地反思了历史上的各种意识形态,企图在明确意识形态的双重变奏、大众文化的双重阐释之后,透视消费资本为大众营造幻觉的现实,挖掘出其中的乌托邦潜能。詹姆逊建构后现代主义的乌托邦规划是以他对后现代的空间研究为基础的,认知测绘的政治策略能够使主体重新获得关于资本主义总体的认识,民族寓言的政治形式能够以独特的第三世界文化为主体提供一种抵抗的寓言。詹姆逊的乌托邦建构是他整个后现代主义理论的落脚点,也是他为生活在晚期资本主义幻景之下的主体找寻到的新的发展可能。概而言之,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理论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运动为理论基础,以总体性为基本视野,将后现代主义置于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之中进行的深层考察。詹姆逊后现代主义理论出场的语境决定了他所承担的学术使命是聚焦于资本主义的发展现实,探查后现代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深层关系。马克思主义作为他研究一切问题的基本立场和方法,使他能够以经济分析作为文化研究的重中之重,非神秘化资本主义的物化现象,进而发展出深刻的乌托邦冲动。詹姆逊的这一考察既为理解晚期资本主义的社会、文化及其第三世界的发展现实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又重新激发了马克思主义在当前时代的旺盛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