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权与隐性激励——对认同、集体声誉和社会规范的一些研究

• 作 者: 李金波
• 机 构: 北京大学
• 出 处: 北京大学
• 发表日期: 2008年期

本文从三个不同层面研究产权与隐性激励的内在关系，分别讨论认同、集体声誉和社会规范等隐性激励机制与产权这一显性激励机制之间的互动、关联和耦合。　　
在个人层面，本文研究认同与产权安排之间的互动关系。在一个理性的框架下，本文将认同引入经典GHM模型。发现，认同作为鼓励专用性投资的另一个工具，是对产权机制的重要补充；当产权的再配置遇到财富约束或者产权保护不足的限制时，企业家可以通过构建经理“内部人”认同来改进福利。产权机制本身对人们的认同选择具有激励作用；将产权配置给专用性投资价值更大的人可以促使企业更容易形成“共同认同”，尽管这种共同认同有“好”、“坏”之分；在“好”的共同认同下，产权依然重要，但其重要性不如“坏”的共同认同下的情形。　　
在组织层面，本文在团队生产的背景下研究集体声誉与产权安排之间的关系。通过一个团队信号发送模型，本文发展了Holmstrom(1982)关于团队生产的理论，认为团队产出可以被外部委托人用来推断团队的生产能力，从而具有一定的价值，团队会为了显示特定类型而实现一个较高的产出，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团队成员因相互偷懒而导致的低效率问题。本文揭示了这一实施机制：产出的信号价值即集体声誉的作用在于将原来团队生产的囚徒困境博弈转变为一个协调博弈，而协调的可能性则受到产权安排的影响。最优的产权安排取决于外部声誉租金和团队内部激励扭曲之间的权衡。　　
在社会层面，本文研究一类特殊的社会规范--孝道对代际交换中产权保护的重要意义。本文认为，代际交换契约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完备的，存在着“违约”风险。这将影响到人们进行代际转移的激励，需要适当的制度安排对之加以进行规避。孝道，作为一种社会规范，其实质是保护经济中“纵向交易”的产权。本文刻画了孝道影响人们行为的内在方式。讨论了孝道实施的可行条件。在这个基础上，还结合历史，侧重考察了不同文明的统治者对孝道重视程度差异的经济原因，并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东西方经济增长绩效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