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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这个城市特殊的历史和现实,造成了作家对于物的关心,文学文本中充斥着大量对日常生活中的器具、流通领域的消费品、食物、城市物理建筑等人造物和少数自然物的书写。通过对这些文本的阅读,笔者认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广义的香港现代主义文学在对物的持续书写中,发现了物与人的新关系,这代表着文学的“向外转”,从50、60年代的现代主义文学对内心意识和欲望的挖掘转入对外部现实的观察、沟通乃至介入。以物作为讨论香港现代主义文学的切入点,本文试图解决的问题是,香港作家如何通过对物的书写,来处理自身与其所处的外部环境——城市的历史、文化与现实的关系。本文将把物与香港性结合在一起讨论,力图揭示出文学文本对物的审美呈现何以是“香港的”,这种书写又为香港本土意识的探索开辟出什么样的可能性。本文除绪论、结语外,拟分三章进行论述。第一章从城市的外部现实环境和文学的内部逻辑两个方向来探讨物质书写的必要性与可能性。香港的消费主义文化和逼仄的物理空间使得物在香港作家的感知中被放大,造成了作家对于物我关系的敏感,而60年代西方哲学和文学理论的引入恰好为物我关系的处理提供了观念和技术上的支持。第二章从历时的角度对香港作家的物质书写进行梳理,从60年代末刘以鬯对“物小说”的最初实验,到70、80年代西西、梁秉钧的拓展与创新,再到董启章自90年代以来对物质书写的持续探索,直至21世纪初期韩丽珠的小说所营造的物化世界,力图在展现每个作家各自的独特性的同时,勾勒出一个有其内部承续和发展变异的现代主义的书写脉络。同时,本章将引入法国新小说的文本作为参照系,通过比较以揭示出香港物质书写的独有特征。第三章从共时的角度,归结出文学文本对物的审美呈现的几个面向及其意义,即文学书写作为一种颠覆实践,如何同时对人的物化和物的物化进行反抗,并开启了一个香港后殖民论述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