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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1970年代后期推动的经济改革及其持续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构成了人类经济史上的奇迹，需要注意的是，这一过程伴随着严重的腐败现象。大量的实证研究所形成的传统智慧认为，腐败降低经济中的投资水平，进而阻碍经济增长。尤其是在转轨国家，与腐败相关的低下的政府治理水平被认为是阻碍转轨成功的首要障碍。但是考虑到中国高腐败、高增长的特征化现实，我们需要对这一理论重新加以审视。 不仅如此，中国的经济转轨路径本身也充满了谜团，开始于全面的计划经济体系，中国一直在不完善的制度环境中渐进地引入了一系列变通性的改革方案，这些改革方案包括双轨制的市场化、经济决策和财政体制的有限分权、集体所有制的企业产权安排以及高度的中央政府人事集权。这些改革方案的组合被认为是中国改革成功的经验。但是在相当程度上，这些因素也诱发了大规模的腐败。其中，企业经理与官员之间的腐败交易尤其引人注意。 为了说明改革后腐败的形式，我们首先分析了改革前的腐败状况，尽管与改革后相比，货币形式的腐败在改革前较少出现，但是，改革前的腐败并非不存在，在某些方面表现得相当严重。主要表现为短缺经济条件下的官僚特权和资源配置的“关系”因素。市场化导向的改革改变了衡量腐败的坐标体系，从而加剧了基于货币形式的腐败现象。我们还分析了改革前货币形式腐败较少发生的原因，其原因主要包括计划体制对于个人利益的束缚、私人产权保护的不力以及对于现金使用的限制。 考虑到腐败的非法性质和需要保密的特点，我们研究了腐败合约的执行机制问题。非正式制度保证了腐败合约的自我实施。这些非正式制度主要包括关于腐败的社会规范以及腐败合约交易双方基于重复交往和互联交往形成的社会网络。 在研究了腐败合约执行机制的基础上，我们比较了中国与俄罗斯经济转轨的绩效差异。作为最大的两个转轨国家，两国的腐败现象都很严重，但经济发展绩效却大相径庭。尽管两国的腐败交易都利用了社会网络，但是两国不同的社会网络特点和管制结构导致了腐败的不同特点及其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根据政府管制与经济活动的顺序，对政府管制进行了区分，将政府管制划分为事前管制和事后管制。其中，事前管制主要包括政府配置生产性资源（例如土地）给企业以及发放生产执照，导致事前腐败;事后管制主要包括企业产品市场准入的管制（例如产品质量监督、卫生许可等），导致事后腐败。官员利用其自由裁量权实施腐败的手段主要有两种，敲诈和庇护，前者主要是针对企业的合规行为实施否决权以抽取租金，后者则是降低对于不合规行为的监管标准以抽取租金。我们的研究发现，俄罗斯的社会网络较为封闭，难以实现社会网络的扩展，而且软弱的政府执行能力导致扩散的事后腐败，挫伤了企业的投资热情，并将企业转入地下状态;整个经济呈现高集中度的寡头形态;与之相反，中国的社会网络具有高度的扩展能力，政府对于官员的激励性政策和相对强力的政府执行能力导致了中国的腐败集中于普遍的事前腐败。其中，事前腐败与事后腐败的关键区别在于事前监管进入企业的生产函数，事后监管进入企业的成本函数，因此事前腐败相对于事后的腐败，促进了经济增长。需要强调的是，相对于没有腐败的经济增长，事前腐败导致的经济增长只是一种次优结果，因为它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资源的扭曲配置。但是相对于事后腐败扩散导致的经济停滞，其结果具有占优意义。 最后，我们分析了经济转轨过程中腐败模式的分省差异，这基于这样一种观察:中国的经济改革遵循不平衡发展和自发演进的规则，其结果是各省之间的经济绩效及其市场化程度的差异，考虑到市场化配置资源有助于降低腐败的诱因及其空间，一个合理的推论是:发达省份的腐败的严重程度将远远低于欠发达地区。但是一些实证数据以及案例不支持这一推论，发达省份腐败大案频出。基于以上的分析框架，我们发展了针对这一现象的解释工作。一方面，市场化通过培育新型的企业家阶层促使大量资源由市场配置，这有助于减少腐败发生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市场化进程通过促进经济增长提高了经济中的租金总量，导致了政府控制的资源具有更高的市场价值，这成为诱发寻租行为的因素。最终的净效应取决于政府部门的改革。发生在中国的现象可以归结为政府改革的不彻底性。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