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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论文主要从汉代儒学大家的两位代表人物——司马迁、董仲舒及其作品入手,在汉代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的大背景下,探讨司马迁、董仲舒音乐思想的异同及意义。希望能让读者更全面地了解中国儒家音乐思想的传承过程。全文共分6章,3个部分。前3章为第一部分,主要探究司马迁、董仲舒音乐思想产生的时代文化背景,并结合司马迁、董仲舒生平与作品,发现二人虽然都有儒家传统思想的共同点,但由于两人的人生观、政治观的差异,导致其思想产生根本性的区别。第4、5章为第二部分,为文章的重点,以司马迁、董仲舒的著作言论为基础,分别从二人对儒家传统思想的继承与创新等方面,研究二人的音乐思想,得出司马迁的音乐思想核心为“以仁为本”的民本主义思想,董仲舒则以“天人感应”的官本主义思想贯穿其整个哲学思想体系。此二章既是司马迁、董仲舒音乐思想的分别研究,也是隐形的对比研究。司马迁对礼乐的认识,很大程度上继承了《礼记·乐记》中的思想。司马迁肯定了人的本性,承认了欲望的客观存在,体现了他的民本主义思想。董仲舒思想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建立了天人感应的哲学体系。他所提倡的儒家思想,并非完全的先秦儒家思想,而是把传统儒家学说和阴阳五行之说结合起来,形成一种形而上学的儒教神学思想体系。这种天道观构成了董仲舒音乐思想的哲学基础,也成为董仲舒音乐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在董仲舒的思想中,无论是发于自然情性的音乐还是王者制作的雅乐,最终的根源都是天。作为先秦儒家思想的继承者,司马迁、董仲舒对传统儒家思想都有着各自的继承与突破,他们的音乐思想对儒家音乐思想的传承和发展产生了重大意义。因此对司马迁、董仲舒音乐思想的研究,是了解汉代儒学家音乐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研究中国古代音乐美学思想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第6章为本文的第三部分,对二人音乐思想进行显性对比研究。首先,司马迁、董仲舒的思想差异含有鲁学与齐学、古文与今文的差异。其次,司马迁一生醉心著史,所著《史记》在我国的史学界、文学界都占有重要地位。他在《史记》中直接或间接的表达了自己的音乐思想,如对礼乐的认识、推崇以及对民间音乐艺术的认可和对艺人的尊重,并辅以大量翔实的音乐事件和史料记载,这些都为我们了解那个时代的音乐形态和特征留下了宝贵的文献资料。而董仲舒的音乐思想既维持了封建君主专制社会的君权神授原则和等级区分制度,又以“天道无亲,唯德是辅”来劝谏统治者以德治国,他的结合了“天人感应”及阴阳五行学说的儒家思想在当时对统治阶级的地位稳固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和影响,是历史选择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