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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公务员工资制度先后经历了以下四次比较大的改革，即1956年建立的等级工资制、1985年建立的以职务工资为主的结构工资制、1993年建立的以职务和级别为主的职级工资制、2006年规范公务员收入分配秩序，并建立国家统一的职务与级别相结合的工资制度。从1993年开始，公务员工资制度给地方政府留下了较大的公务员收入决策空间，各地区、各部门都有一定的权力发放津补贴，尽管从某种意义上调动了公务员的工作积极性，但是公务员之间收入差距也越来越大。2006年开始的公务员工资制度改革规范了公务员津补贴，较好地解决了同一个地区不同部门之间差距过大的问题。但是，由于公务员收入分配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不同地区之间公务员收入水平仍存在较大的差异。 公务员收入的地区差异过大将影响了中央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对公务员人才资源的合理配置，不利于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的目标实现，如果不及时加以解决，势必产生多重后果。因此，地区之间公务员收入差距过大，已经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研究公务员地区收入差距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通过EBSCO、JSTOR等多个论文数据库中查找到了近100篇与公务员收入相关的文献，发现公务员工资在国内外已经有了不少的探讨和研究，尤其以公务员工资的影响因素、公务员工资的性别差距、公共部门与私有部门工资差距、工会对工资的影响等为主。公务员工资的地区差距尽管已经开始被学者关注，但深入的实证研究还不多。从国外研究来看，公务员工资决定机制包括了比较广泛的内容，其中财政实力作为一种工资预算约束因素已被提出，但是其影响的作用机制还缺乏深入的研究。尽管国内外学者已经开始分析了政府决策过程，但是分配决策过程的细节问题也没有被详细分析。国外研究的数据基础已经逐步从宏观数据过渡到公务员个体微观数据;其研究方法已经开始运用Oaxaca-Blinder模型以及分位数回归等方法。而相比之下，国内研究目前所依托的数据更多的还是国家统计部门公布的宏观统计数据，研究层次尚在省级层面。 为了对公务员地区收入差距从定性角度有一个直观的认识，同时探索造成公务员地区收入差距的原因，本研究在大规模收集数据之前选取了W省的三个城市作为案例进行探索性的研究。通过对W省三个城市的深入访谈，探索研究了公务员收入的地区差异问题，发现省内差距很大，这种差距远远比在访谈调研所认识到的要大得多;同时，省内差距带来问题可能会更大;而访谈发现区域财政实力差异造成了公务员地区差距，收入决策权上收有利于差距调控，但差距调控最终要依靠财政转移支付。 本文建构了公务员收入分配决策的理论模型，并以这个理论模型对公务员收入地区差异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通过建构公务员收入分配决策模型，分析了在我国当前由地方政府自行进行收入决策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决策者如何在实现效用最大化的原则下，在当地财政实力的约束下，如何对公务员收入进行分配决策。通过理论模型指出，地方财力、当地民众收入水平以及地方政府分配决策偏好都可能对公务员收入造成影响。 通过样本8省56个城市14429个微观数据，对三大地区、八个样本省份、五十六个样本市县的公务员收入进行了比较，同时使用基尼系数以及泰尔指数对收入差异进行分解，由此形成了一些初步发现。第一，公务员收入差距中含有物价的因素，剔除物价的影响后，公务员收入差距要更小;第二，地方津补贴是造成不同地区公务员收入差距的最核心成分，规范和调控地方津补贴是公务员收入地区差距的关键;第三，一般而言，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公务员地方津补贴越高，税前总收入也越高;第四，不能简单认为东、中、西部三大地区差距是公务员收入差距的突出问题;第五，公务员收入差距主要来自于不同的城市之间;第六，省内差距应该是我们关注的重点;第七，地方财力可能是造成公务员收入地区差异最直接因素。 为了使通过描述统计得到的初步结论更有说服力，本文对公务员收入影响因素进行了计量经济分析。在明塞尔标准收入方程的基础上，将一些在我国体制下重要程度较大且数据能获得的变量放入公务员收入模型中。最后纳入收入方程的变量包括教育年限、工作经验、工作经验的平方、职务级别、性别、任现职年限等个人因素以及当地民众收入水平（社会平均工资）、地区财政实力（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地方总人数）等地区因素。使用抽样收集的八省五十六个城市14429个公务员样本微观数据，通过多元回归分析以及Oaxaca-Blinder分解等方法，验证了上文在理论模型、描述统计中得出的一些初步结论。通过回归分析，发现公务员的工作经验、性别对公务员收入水平有一定影响，但是影响程度很小。而教育程度以及公务员任本级别职务年限则对公务员收入水平的影响并不显著。回归分析结果证明了公务员职务级别因素对公务员收入的影响很大。在案例研究、理论模型建构以及描述统计分析中提出城市的地方财力可能是影响公务员收入水平最重要的因素，回归分析结果也证明了这个结论。另外，通过Oaxaca-Blinder对不同组城市的收入差距进行分解，发现不同城市决策者的决策偏好对该城市公务员收入带来的影响也很大，几乎相当于这些城市的禀赋给公务员收入带来的影响。 基于对公务员收入地区差异状况以及影响因素的分析，本研究最终形成了七大结论。第一，公务员收入地区差异实质上是地方津补贴差异;第二，公务员收入地区差异主要存在于城市之间;第三，公务员收入地区差异中存在物价补偿因素;第四，公务员收入地区差异中存在着适应当地劳动力市场的因素;第五，地方财力是造成公务员收入地区差异的根本原因;第六，收入分配偏好也是造成公务员收入地区差异的重要原因;第七，公务员收入对人力资本的回报过低。 由于公务员收入地区差异过大会导致低收入地区的公务员对收入分配产生不公平感;公务员收入地区差异过大，不符合国家向基层倾斜、向西部倾斜的收入分配战略导向;公务员收入地区差异过大，不利于公务员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所以公务员收入地区差异过大必须进行调控。而因为省内公务员联系密切，更易产生不公平感并影响工作积极性，加之公务员在省内流动更为频繁，但省内收入差距过大，阻碍了省内公务员从收入高地区往收入低的地区流动;同时，省内公务员不合理收入差距过大会导致地区经济发展更加不平衡，因此，解决省内公务员收入差异过大问题更为迫切。 基于“公务员收入分配要与国家公务员人力资源战略相适应”以及“公务员收入分配政策要处理好三个公平之间的平衡”两个原则，结合研究结论，提出公务员收入差异调控的手段及政策建议。这些建议包括四大方面: 第一，降低地方财力对公务员收入影响。要通过制度明确规定不同地区之间允许的公务员收入差距倍数，确立地区之间公务员收入的合理差距范围;要加强监管，限制地方财力雄厚的地区滥发公务员工资;通过建立专项转移支付等机制，提高落后地区的公务员工资支付能力。 第二，降低分配偏好对公务员收入影响。提升国家统一政策规定的职务工资和级别工资的主导地位，逐步提高艰苦边远地区津贴水平，减少地方政府发放公务员工资部分的比重，逐步扭转公务员收入结构;对地方政府进行工资决策设定一系列限制条件，实现其分配偏好对公务员工资的影响进行约束;建立地方政府超发工资的惩罚机制，提高其滥决策的成本。 第三，提高公务员收入与劳动力市场工资可比性。建议将地方津补贴的科目细化，并与当地物价及劳动力市场工资挂钩;建立地区物价与劳动力市场价位调查体系，为不同地区公务员工资决策提供客观依据;考虑到不同人才的流动特点和范围，对不同层次的公务员选择不同的劳动力市场，实行相对有区别的薪酬制度。 第四，提升公务员收入对人力资本回报。在现行公务员工资制度体系下，提升人力资本因素对工资水平影响的分量;在现行以职务级别为基础的公务员工资体系下，提高基层公务员职务级别层次;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推出职务与级别并行的公务员工资制度，实现公务员职业发展的双通道，同时建议要根据社会价值，拉开公务员工资标准中的纵向差距。 本文最后还指出本研究对有关公务员收入方面研究的理论贡献、方法贡献、数据贡献和政策贡献，同时也指出了本研究在理论模型缺陷、物价数据缺陷以及公务员收入数据未能包括福利住房和实物收入的缺陷，并由此提出了一系列未来研究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