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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社区研究有两个学科传统,社会学传统和人类学传统。社区研究传入中国以后,作为中国村庄研究的主要范式,存在诸多争论,与社区研究的理论脉络混乱有莫大的关系。本文致力于在厘清西方社区研究理论脉络的基础之上,结合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社区研究传统,从社区转变的视角来展示和分析1980年代以前川西平原大成村庄的社区共识经验,希望获得有关中国村庄社区“国家与社会共在”的学理解释,并进一步深入理解“传统中国”村庄社区文化意义体系向“新中国”体系过渡过程中存在的诸多理论困难。社区研究的社会学传统强调社区的现代属性,西方社区转变的实质是传统共同体社区向现代社区单元的变迁,同时也获得了现代社会与现代民族国家社区共在的现代模式；社区研究的人类学传统同样开始于国家与社会存在模式的探讨,只是着重于以他者眼光探求不同于西方的社会经验。中国村庄研究恰逢其会,展示了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大型文明中蕴含的国家与社会共在的另一种可能,从而成为社区研究的显学。两种研究传统共同形成有关中国村庄社区研究的理性化和国家化理论脉络。沿着此种研究思路,通过对大成村社区共识的理解与复述,我们可以发现传统中国村庄社区理性化和国家化的本质。家庭化的生产和祭祀、院子居住方式、水利体系运作、小庙子小土地的存在,让小社区成为人们最为熟悉的日常生活单位；而围绕着上述“乡土社会”文化元素,形成了祭祀祖宗、祭堰、求神拜佛等相互缠绕的祭祀行为体系,将各种祭祀活动的文化释义扭结一体,以大型寺庙(如大成寺)为中心建构出一个体系庞杂的文化网络结构,将小社区与更大范围社会文化权力网络关联起来。小社区和“乡土社会”位于这一文化网络结构的起点,而国家则处于这一文化网络结构的终点,通过各种层级化的文化权力秩序体系,在两点之间织成一张错综复杂的大网,形成某种复杂的“乡土性”和“国家性”共在的“差序结构”,体现着社会优先性原则的实用理性特质。从社区转变的视角来理解传统中国向新中国的过渡,可以发现社区文化意义体系转变的实质。新中国村庄社区文化意义体系形成过程中,由于必须依托实用理性和情感伦理来学习和转化理性化阶级话语体系,从而造成国家意识形态对社区内部真实的某种“合理改造”。阶级话语和实用理性、情感伦理相互改造和相互缠绕的村庄社区文化转变过程,引发了新中国村庄社区的一系列矛盾和冲突,通过长时段的冲突、濡化和妥协,最终塑造出新中国村庄社区的文化意义体系,形成某种国家与社会共在的新型“差序结构”总之,本研究尝试通过融合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社区研究传统,以社区转变的理性化和国家化理论脉络来分析中国村庄经验所蕴含的国家和社会共在特质,希望获得对传统中国村庄社区文化意义体系“差序结构”的某种深度理解,并从学理上诠释新中国社区转变过程存在的诸多矛盾、困境和最终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