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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的发展、医疗技术的不断进步，世界大部分国家正在经历生育率下降和平均预期寿命不断延长的过程。在20世纪上半叶，西方发达国家开始经历普遍的人口老龄化过程，其中，法国是最早步入老龄化社会的国家。根据联合国人口署2015年发布的数据，早在21世纪初世界就已经进入了人口老龄化阶段，中国也不例外，2000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6.96%，由此，中国基本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同时，在总和生育率持续保持较低水平，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的背景下，2011年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即人口红利）占总人口比重自2002年以来首次出现下降后，呈持续下降的趋势。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只用了30年左右的时间就完成了一些发达国家用上百年时间才完成的人口结构转变，步入老龄化社会的速度远高于很多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呈现“高龄少子”、“未富先老”的特征。 人口老龄化是全球面临的共同课题，由此产生的经济与社会问题也引起了世界各国与地区的广泛关注。从全世界来看，人口老龄化对劳动资本市场、健康与养老制度、宏观经济与财政平衡具有长期的消极影响，如老年抚养比不断上升、人口红利逐步消失、社会保障制度承受巨大支付压力、经济增速不断下滑等。在此背景下，作为关系国计民生的养老金制度也遭遇严峻挑战。如2015年末中国全年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总收入29341亿元，比上年增长15.9%，全年基金总支出25813亿元，比上年增长18.7%，养老金制度支付压力已开始显现。目前，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已着手养老金相关制度的改革，如采取如延迟退休、吸引外来年轻人口、提高养老金缴费率或者降低替代率等方式来改善和提高养老金制度的可持续性。 结合我国现实情况来看，低生育水平与严峻的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我国的基本国情。作为养老保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基金的可持续性正遭受多重压力。现行中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为部分积累制，在原本已有的养老金隐性债务和个人账户“空账”的作用下，人口老龄化叠加了养老金支付压力。人口结构“倒金字塔式”的变化成为威胁中国养老金制度可持续性的根源，而通过生育政策调整以提高育龄妇女生育率，进而优化人口结构，养老金支付缺口可得到有效缓解。即在当前中国人口问题的主要矛盾和特点发生了重大变化的情况下，现在需要逐步调整生育政策以改善养老金制度的可持续性，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为应对低生育水平下人口老龄化挑战，2016年1月1日，“全面两孩”政策正式实施，新一轮的生育政策调整随即引发了国内外热议。 本文通过比对国内外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经验，在分析我国人口与养老基金现状的基础上，从生育政策调整的角度提出问题。新一轮生育政策的调整——“全面两孩”政策能提高城镇职工基本养老金可持续性吗？它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善基金财务状况？应该出台哪些配套政策以提高人们生育意愿，促进人们自愿积极生育以进一步提高基金可持续性？实践中是否需要寻求其他改善基金财务状况的措施并行使用？本文围绕这些问题展开分析。 本文先在理论层面上分析了生育政策调整对城镇职工基本养老金的影响机制；其次，在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基础上，本文主要运用队列要素法进行参保人口与结构进行预测，对比在不同的“全面两孩”生育意愿对参保职工规模与结构的影响；随后以前两部分的研究结论为基础，建立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精算模型。在综合考虑经济发展、就业、银行利率、工资增长率等因素的基础上，对2016—2065年我国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未来50年的财务状况进行预测，以期全面考察“全面两孩”政策对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可持续性的影响。 研究期内，总和生育率在2.1水平以下，不同两孩生育意愿下当总人口在到达人口峰值后均开始呈现下降趋势，并且中高生育意愿对延迟人口高峰到来作用明显。当生育意愿达到95%及以上时，人口峰值推迟10年及以上，当生育意愿达100%，人口峰值15.6亿人，相对于原有生育政策下14.68亿的人口峰值来看，“全面两孩”政策并不会引起人口爆棚式的增长。其次，“全面两孩”政策的实施有利于缓解人口老龄化压力，生育意愿越高对缓解老龄化压力效果也越好，但我国老龄化趋势不可逆转。到2065年，50%生育意愿下老龄化水平低于原有生育政策5%左右，而当生育意愿达100%时老龄化水平可低于原有生育政策近10%。 参保人口方面，部分新人在2026年也逐步进入退休阶段，在职新中人于2035年全部进入领取养老金待遇的阶段后，新人成为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唯一来源，老人、老中人分别于2048年、2056全部退出参保系统。从退职比方面来看，总体来看自2038开始退职比增势趋缓。到2065，在原有生育政策不变的情况下，每1.23位在职者需供养1位退休人员；当有一半符合条件的“全面两孩”人群选择生育两孩时，每1.59位在职者需供养1位退休人员；当生育意愿达100%时，每1位退休人员由1.77位在职者供养，压力大大降低。这说明“全面两孩”政策对减缓人口老龄化，降低退职比的积极作用。因此，实践中，应当创造条件，鼓励符合条件的“两孩”夫妇选择生育两孩，不仅可以缓解老龄化压力，更有利于改善我国养老金财务压力。 生育政策的调整具有时滞性，尤其对于“全面两孩”政策下新出生的人口，需经过二十几年的成长，才能成为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缴费人口，为参保系统供款。由于本文的预期期间只有50年，可知执行“全面两孩”政策时新出生的人口在整个预测期内并未进入退休阶段，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支出总是与原有生育政策不变时的情况一致。同时，在2016—2038年的预测时段，生育意愿不影响养老保险基金收入与支出，对养老保险基金当期结余与累计结余出现时点（分别为2024年、2033年）与规模（分别为-103.5122亿元、-19667.6832亿元）也不产生影响，均与执行独生子女政策时期的情况一致。 2033年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首次出现养老金累计赤字，说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自2033年开始已不具备可持续性。研究期内，随着“全面两孩”政策下新出生的人口进入劳动市场，成为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缴费人口，2039—2065年不同生育意愿对养老保险基金可持续可持续性的影响开始显现。由于参保职工新老更替，2016—2045年是我国养老金偿债高峰阶段，支付压力巨大。由于前期“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的人口蓄势，2039—2065年不同生育意愿下养老金财务状况呈现出不同的景象。与原有生育政策保持不变的情况相比，养老金财务状况均能得到改善。同时，生育意愿越高，基金可持续性状况相对越好，但是即便所有符合“全面两孩”条件的夫妇都选择生育两孩（100%生育意愿），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也将一直处于赤字状态，若不寻求其他改善养老金可持续性的出路，支付压力将一直存在。 本文还通过对银行利率、工资增长率等经济参数进行敏感性分析，发现这两类参数的变动并不改变本文的基本结论（即“全面两孩”政策可以改善基金财务状况）。同时，在提高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可持续性的道路上，应积极尝试其他改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