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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学者和翻译家的季羡林，一生致力于印度语言、印度文化以及印度文学的研究。他的比较文化、比较文学观的形成同其印度研究息息相关。
本文立足于季羡林的文论及相关文献资料，以其中印文化、文学关系研究为切入点，在剖析了季羡林对印度文学、文化的研究、理解的基础上，进一步探析了季羡林印度研究及其比较文化观、比较文学观之间的关系。
季羡林的中印文化研究影响了其比较文化观的形成。内容上，泰戈尔的重东方、轻西方的文化观思想与季羡林产生了共鸣；方法上，季羡林把印度学研究的思路和方法运用到东西方文化的研究，导致了以小观大、以偏概全的弊病。在季羡林的比较文化观中，其东西方文化观是最受人关注的焦点。学术界对季羡林的东西方文化观，褒贬不一。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季羡林的东西方文化观必然带有二元对立色彩。原因有二：一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化热”未能走出“五四”以来中西对立的思维模式，季羡林无法摆脱时代的束缚；二是以往学者皆用二分对立法阐述东西文化区别，影响到了季羡林。季羡林的二元对立文化观存在局限性，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他把东西方文化的特点归纳得过于简单化、片面化；二是由于对哲学专业领域的陌生，导致其文化观理论体系不严密，理论阐述过于含混笼统
季羡林的中印文学研究与其比较文学观的形成，有着密切的因果关系。文中首先季羡林运用的比较文学研究方法主要接受了四方面的影响：德国的学术传统、中国的考证传统、胡适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以及平行贯通研究法。季羡林的比较文学研究实践先行于比较文学理论研究，在具体研究中产生了一些偏颇和失误。因而季羡林的比较文学方法论是在自我纠正中，不断探索与成熟的过程。翻译观也是季羡林比较文学观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季羡林在肯定“直译”、“直接译”在文学翻译中的价值的同时，却忽视了翻译文学中翻译者的创造性的作用，导致了季羡林的译作也有白璧之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