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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梳理、分析渭北水利及其近代转型(1465-1940)的历史过程为着眼点，将渭北水利置于具体的时空中加以考察，研究水利变迁与区域社会及王朝国家制度之间的关系，研究水利开发及运行过程中的“人”、“人群”及组织（如华洋义赈会），试图揭示1465-1940年间渭北水利变迁及近代转型的逻辑与机制。乇在渭北水利的历史上，引泾水利如秦之郑国渠、汉之白渠、宋之丰利渠、元之王御史渠都留下赫赫名声。明成化元年(1465)项忠倡修的广惠渠，工程完成前后历时十七年之久。明正德年间萧翀倡修通济渠前后约用了十三载。明代前中期大规模动员进行引泾水利，在明后期开始形成争议，“引泾”还是“拒泾”，经历了从明后期到清前期一百多年的争议，最后在乾隆二年(1737)作出“断泾疏泉”的裁定。要深刻理解这一争议、裁定的意义，必须从这一时期王朝国家制度变迁及渭北区域社会环境演变的视角来探究。从渭北区域而言，在明后期至清前期，渭北水利就是否“引泾”存在着县际之间利益博弈。 清峪河诸渠是渭北水利的另外一个重要灌溉系统。自明代以来，该灌溉系统水利纠纷不断。通过分析清乾隆嘉庆间泾阳人岳瀚屏的记述，可以了解该时期源澄渠的开发是如何进行、有什么问题、怎么解决，构建一个清前期华北小流域小渠系的水利社会图景。晚清渭北清峪河水利渠系之间的纠纷，源于同治八年(1869)和光绪五年(1879)官方裁定“三十日水”所属及木涨渠是否用八复渠八日漏水的结果前后不同。 清乾隆二年(1737)“断泾疏泉”之后，所谓的泾渠不再引泾成为定议。由于水资源有限，上游泾阳灌区与下游三原、高陵灌区的纠纷更为频繁，清乾嘉年间龙洞渠成村铁眼斗的水利纠纷为典型个案。给晚清渭北社会带来重大影响的事件莫过于陕西回民起义，回军离开后的同治四年(1865)，在回民起义中失修的龙洞渠水利的重建被提了出来。时任陕西巡抚刘蓉认为，之前用水时间安排不合理，倡导泾阳给三原让出一些用水时间，而修浚渠道的费用由三原富绅出。要理解刘蓉提出龙洞渠分水时间上的变革，必须回到渭北区域社会，分水之争的起因实则为回民起义给泾阳、三原地方精英打击所引起的社会结构变化所致。 近代以降，西学东渐，炸药由西方传入中国，水利成为科学，引泾恢复郑白渠辉煌成为可能。民国建立后不久，李仪祉在德国听从郭希仁劝导改学水利，身处陕西的泾阳乡绅杨蕙亦认识到重新引泾的可能。20世纪20年代在华洋义赈会的支持下，任陕西省水利局局长的李仪祉，组织人员对渭北引泾水利进行了测量及筹划。但是，由于军阀时期的不同军事政治势力博弈等因素，引泾水利工程无法进行。 20世纪30年代初，引泾水利工程——泾惠渠成功修建，这在当时中国是一件了不起的成就。泾惠渠的成功是中国近代水利非常规转型的一个例子:在特殊的大旱灾环境下，华洋义赈会、陕西省政府、华北慈善联合会等，以及热心此事的中外人士、渭北当地民众，却联合起来，形成合力，促成泾惠渠的成功修建。泾惠渠的管理理念及章程制定与李仪祉密不可分，对泾惠渠管理开启了渭北水利管理的近代转型。与引泾水利较为成功的转型相比，民国时期渭北清峪河水利演变显示了复杂性:1929年清峪河四渠的用水“改革”失败;1935年成立清峪河水利协会，试图加强清峪河水利的宏观管理，但其实质上在维护“旧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