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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师学会成立于1931年，至1950年结束。它在历任会长韦以黻、颜德庆、萨福均、徐佩璜、曾养甫、陈立夫、翁文灏等的主持下得到良好发展。其会员以留学欧美的归国工程学者为主体，并有大量国内工科院校培养出来的毕业生。学会大部分职员多在中央及各级地方政府担任要职，便利了其与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沟通与合作。作为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工程学术团体，中国工程师学会开展的活动与学术在工程界居主流和中心地位，并在民国时期产生了广泛影响。这一重要的工程学术团体，今日学界对之了解甚少。本文在广泛收集各种原始文献的基础上，对中国工程师学会的学术、活动以及参与的各项建设事业等做了较为详细的考察。 民国初年，社会上形成了两个工程学术团体，一是1912年国内工程技术人员组建，由詹天佑领导的中华工程师学会;一是1918年在美国纽约由留美工科学生组建的中国工程学会。二者的成立均以联络工程学者提倡工程学术，并协助发展工程事业为宗旨。两会在独自发展了十多年后，有感于其性质相似、宗旨相同，为避免在社会上发生混淆，乃有合并之主张。1931年两会合并组成新的工程学术团体——中国工程师学会。中国工程师学会成立后，继续坚持原两个工程学术团体的办会宗旨，并发表《中国工程师学会宣言》，把学会宗旨进一步落实到现实需要之中，适应了国家建设的要求，亦获得长足的发展。 中国工程师学会成立后，不仅其组织进一步扩展，还先后成立了十余个专门研究委员会，从事与工程学术、工业建设等方面的相关研究工作，并取得了较大成绩;又与各专门工程学会加强组织联络，以增强中国工程师学会在工程界的影响力。同时，学会开展各种渠道的资金筹集工作，并取得较大成效。在三四十年代，中国工程师学会通过资金募集，先后建成了上海工业材料试验所和重庆工程大厦。抗战时期，由于国家各项抗战建国工作需要大量工程技术人员支持，因此，中国工程师学会受到了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与资金支持，并在抗战中做出突出贡献，并达到其发展的鼎盛阶段。抗战结束后，由于受内战影响，中国工程师学会的组织活动基本陷于停滞状态，到1950年正式结束。 中国工程师学会的集体学术活动是每年在各地召开年会。年会前后共举办了15届，其中有3届都因战争原因而停开。抗战前的年会共举行了6届，分别在南京、天津、武汉、济南、南宁和杭州召开;抗战期间的年会共有6届，分别在昆明、成都、贵阳、兰州、桂林、重庆召开;抗战后的年会只举办了2届，分别在南京和台北召开。此外，1938年在重庆召开了临时大会，以鼓励中国工程师学会会员积极参加抗战建国工作。年会的主要内容有会务讨论、学术讨论、专题讨论、演讲会、各种宴会以及参观游览等多种活动。每届年会都受到各级政府、工商界以及社会舆论的关注与支持。此外，学会还通过开展其他形式的学术活动，如举行“工程师节”，出版工程书籍，创办刊物，进行各种学术奖励活动，建立工业材料实验所等，以此促进工程学术研究的不断进步，并为社会各界提供多种技术服务。 中国工程师学会对国家各项建设的重大问题进行了积极探讨，并形成许多可行性建议。如对度量衡问题的探讨为政府划一度量衡工作提供不少建议，也为国家工业标准化工作奠定了基础;对市政工程建设问题的探讨有助于各级政府在进行城市规划时，避免走西方工业国家城市建设的老路——先集中后分散——为和平时期的城市建设提供了良性发展的思路;对黄河治理问题的全方位探讨，为利用现代水利技术、科学治理黄河水患问题提供了可行性思路;对开发西北进行的讨论有利于政府从宏观上对此区域建设作出总体把握;对于战后交通“复员”的探讨为战后各项建设的恢复与顺利开展作了准备，有利于国家各项事业的重建并迅速走上正轨。 同样中国工程师学会在参与各项建设中所发挥的作用更是不容小觑。对于工业标准化的探讨与实践，在保障市场经济、工业建设的有序进行，提升工农业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都有很好地促进作用;对于“总理实业计划”的探讨与实践，为战后推进各项建设的展开，推进国家工业化建设提供了一幅宏伟蓝图。中国工程师学会利用召开年会期间，对地方的各项建设给予积极指导和规划或通过组织各种考察团，为当地资源作全面细致的考察，有利于地方政府科学、合理的开展地方性工业建设;同时该学会会员积极参与国家各项工程建设，涌现出一批杰出的代表人物，他们分别在铁路、公路、桥梁、化工、水利、机械等各项建设中做出了突出贡献，值得人们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