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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国目前现实发展情况来看，银行借款仍然占据我国公司债务融资的大部分，在包括银行借款和企业债券的企业债务融资总量中，银行借款的比重占有绝对优势。可见，银行仍是我国上市公司的主要债权人及债权治理的主体。相比其他债权人而言，银行具有专业、技术和经验等优势，取得信息的成本较低，监控收益相对较大，监督激励最强。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市场环境不断完善，市场竞争不断加剧，我国银行业不断成熟，并逐步成为真正的会计信息需求者。
随着银行与企业的利益相关程度越来越高，以及对资产负债表法的关切，银行除了关心企业的净利润及现金流能力指标以外，越来越关注能反映企业资产的真实与公允价值的因素。对资产计提减值准备体现了谨慎性原则，使企业及时地确认坏消息，更稳健地确认当期收益，能够更真实公允地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但同时资产减值政策也赋予了企业通过会计选择进行盈余管理的技术空间。因此，可以认为企业的资产减值会计政策往往受到银行的重点关注。
在这样的现状下，预期随着我国银行业的不断发展，银行债权人对体现企业稳健性的资产减值政策及其盈余管理动机的监督与制约作用将不断加强，银行债权治理机制所发挥的作用将越来越强。
本文选取了2007-2009年三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共计4274个样本观测值，细分担保借款与信用借款后共计3857个样本观测值。在控制了企业经济因素、行业经济因素以及盈余管理因素等的影响之后，研究了新会计准则下银行债权治理与企业资产减值的相关关系。
通过研究发现：企业的银行借款水平与其资产减值率正相关，表明银行借款水平越高的企业，银行对其要求计提的减值准备越多，体现了银行债权人对企业资产减值政策的重要监督作用。同时发现银行借款能够显著降低企业减值计提的利润平滑动机、避免亏损动机以及扭转亏损动机。进一步分组研究的结果显示，国有企业银行借款率与资产减值计提率之间的相关性要弱，银行借款对其计提减值的盈余管理动机几乎没有制约作用，表明债务企业的股权性质影响银行对企业资产减值计提及其动机的监督与制约作用。再通过细分不同担保条件的借款发现，信用借款相对于担保借款，与企业资产减值计提的相关性更强，表明了目前银行确实按照借款对其自身利益保障程度和风险的大小而对企业要求不同的减值水平，但信用借款债权治理机制对企业减值计提的盈余管理动机的制约作用并不明显强于担保借款。为进一步探究原因，本文又将样本划分为国有企业组与非国有企业组分别回归发现，这主要是因为在国有企业中，信用借款机制对企业计提减值的盈余管理动机几乎不起作用所造成的。
本文的主要创新体现在：从债务契约双方的角度，一方面考虑债务企业的股权性质对公司治理作用的影响；另一方面考虑银行债权人对不同担保条件的借款进行分类和管理的因素对债权治理作用的影响。首先，从债权治理的角度解释了银行借款与资产减值之间的相关性，揭示了银行对企业减值政策的监督与制约作用，指明了银行参与公司治理的又一途径。其次，首次直接地研究了银行对企业计提减值的盈余管理动机的影响与制约作用，发现银行债权人能够显著降低企业减值计提的平滑利润动机、避免亏损动机以及扭转亏损动机。再次，划分了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分别进行考察，发现银行借款与资产减值水平及其计提动机的相关性也会受到债务企业股权性质的影响。最后，从债权人对不同担保条件的借款进行分类和管理的角度，将借款细分为担保借款和信用借款，分别考察了两类借款对企业减值会计政策的治理程度的不同。
本文从债权治理的视角，讨论了银行借款与企业资产减值的关系。从实务角度来说，揭示了银行参与公司治理的又一途径，应当运用公司债权机制，有效地推进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这将有利于提高公司净利润及资产价值的真实性；从理论角度来说，研究企业债权及其结构与资产减值的关系，将丰富我国财务理论和会计研究的理论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