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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神镇在宋代由巨村发展而成，它四面环山，地势险峻，属于行政势力较少涉及的地带；同时“地出石炭，土可甄陶”，是因矿业、商业发展而兴起的市镇。也是在宋以后它作为一个商业重镇以及军事要地开始在行政区划上被给予关注，宋金属淄州，并且金代有巡检司设置于此，元时改隶青州府益都县，明初又重新被划入济南府淄川境内。而在明永乐年间将颜神镇再次划归青州府益都县以后，颜神镇重新变成了行政边缘，这为流民聚集于此开采矿产资源提供了空间。与经济诱因相伴生的人口的聚集、不断地动乱使得颜神镇再一次吸引了朝廷的注意，从弘治年间开始，朝廷就在颜神镇设官弹压还是直接建立县治的问题上争论不断。这一问题一直延续到清初，清雍正十二年终于划淄、青、莱部分地区在此设立新县--博山县。
颜神镇因当地工矿业、商业的发展而由村成镇，在政治体系中却是依然作为村庄承担着纳粮当差的义务，属于没有在帝国行政体系中占一席之地的新型聚落。但因其地理位置位于行政区划边缘以及采矿业的聚众特性，它又与江南市镇偏重工商业的性质不同，很早就有成为政治中心的要求。可以说颜神镇发展的历史就是一个经济中心与政治中心逐渐融合的历史，而这一结果也是颜神镇当地人为建立颜神镇自身的独立地位，在与国家以及“挟分土分民之私”的周边诸县的博弈中最终取得的。本文力图探讨的是一个在帝国腹心区域的市镇的发展史，国家与地方的博弈成为本文探讨的对象，而颜神镇人如何建立自己的认同是本文的考察重点。
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因为一开始并不是作为政治中心发展起来，颜神镇的草根力量因此存在着更大的自主性，城市规划的规范性在这里受到了来自于其它力量的更为明显的制约。即是说这是一个多元群体活跃的社会，士绅、宗族、行户、矿工等与官府一道，在互相妥协、互相对抗的过程中共同参与了镇城的建设，共同建立了对颜神镇的认同。这一认同突破了博山县的建立这一事件本身，而是以一个多世纪后的咸同捻乱之后的社会重建为最终形成标志。这些群体的实际活动能够鲜明的向我们展示权力与经济网络的拼接与对撞，以及市镇如何发生这般那般的社会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