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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话语与译者》一书中，哈蒂姆和梅森将语篇看作是发生于社会体系中的交际交易，而翻译则是发生于社会语境的一种交际过程，从而肯定了语境在翻译中的重要地位。他们将语境分为三个层面，分别为交际层面、语用层面和符号层面。首先，语境的交际层面体现在对语域的分析，虽然很有价值但并不充分。因此他们区分出了语境的另一个维度—语用维度，这和“借用语言行事”的能力有关。然而，还有第三个维度—符号维度，将某一个交际项，包括其语用价值，当做符号系统里的一个符号。这三个层面互相独立又相互影响。哈蒂姆和梅森认为，在某一特定的语域条件下，语篇的交际目的决定着作者的选词造句，而要理解语篇的交际目的，不仅要关注语篇的语用行为，还要考虑它的符号价值。了解语篇是成功翻译的前提，而对语境的全面分析是了解语篇的重要途径。只有这样，译者才能够准确的将原文的语境意义移植到译文中。译者的任务不仅仅是词、句和语篇的等值，而且是言外之力、修辞目的、会话含意、体裁等在译文中的再现。 本文还引用了纽马克的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理论，来探讨如何在翻译中实现语篇的修辞目的，以及建立一个系统性的评估原则和标准。首先，语篇产生于特定的情景语境中，译者必须考虑语篇所在语境的语言变体，既语域，包括语场、语式及语旨。在该层面中，译者的主要目的是建立一个与源语语域相同的新语境。这是与语言使用有关的变量。哈蒂姆和梅森还将与语言使用者有关的变量，即个人语言风格和方言囊括在内，形成交际层面的另一方面。其次，译者还需要了解源语语篇所蕴含的行为意义，继而在译入语中再现同样的语用意义，从而实现语用等效。因此，言外之力和会话含意等的保留尤为重要。最后，语境的符号维度规范了作为符号的语篇要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需要注意符号与符号之间句法、语义及语用方面的关联。对互文性的考虑能够帮助实现语篇作为符号的对等。 作为本文的案例研究对象，《围城》及其英译本提供了丰富的例证，使得本文能够从三个维度更加具体地分析语篇修辞目的在翻译中的实现。从交际层面上看，源语的修辞目的基本能够在翻译中得到实现，但一些涉及文化传统及特定用法的文本很难达到完全的对等;由于语篇的语用维度与语境息息相关，且具有鲜明的文化特征，译者必须根据源语语境进行改造，才能让译文产生与原文、相同的语用效果;从符号层面上看，如果译者能够在译文中保持原文文本的符号状态，便基本能够实现语篇的修辞目的。但是同样地，当语篇承载了丰富的文化信息时，译者只能通过一些补偿手段去尽力实现功能对等。其中的不可译性是不可避免的。《围城》的两位译者凯利和毛国权结合使用了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但在三个维度中的侧重各有不同。总的来说，原作的修辞目的在译文中基本得到实现，作者的意图也得到了传达，但是由于文化因素、不可译性以及译者的处理不当，难免会出现一些在美学和修辞方面的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