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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教育政策的制定是国家大政方针的重要组成部分，该政策的恰当与否不仅关系到国家的政治、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而且也关系到国家的安全、文化传统的传承以及下一代整体素质的提高。在竞争日趋激烈的21世纪，世界各国都认识到外语教育的重要性，把外语教育规划与政策的制定摆在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越来越重视本国外语教育政策的制定和施行。 本文从公共政策学、教育政策学、语言学、心理学和教育学等多学科的视角，探讨中国自20世纪初以来的基础教育阶段外语教育政策。以20世纪以来各时期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为历史背景，借助Cooper的语言政策和规划的理论框架，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通过静态的文本分析与动态的过程分析的结合，从政策制定的主体、语种设置、外语起始年龄、培养目标、教学法与教材、课程评价以及师资情况等八个方面，系统深入地探讨了中国外语教育政策在不同发展阶段受政治经济发展影响以及遵循人的发展、语言发展和外语教学三大规律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在研讨国外外语教育政策发展经验及结合中国国情基础上，尝试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小学外语教育政策发展方略，提出重新规划中国大中小学外语教育体系的设想。 本研究的主要思路是，第一步，通过理论研究确立外语教育政策的系统分析路线，确定外语教育政策分析框架;第二步，运用建立的分析框架，分析20世纪以来基础教育阶段外语教育政策的发展在国家政治、经济、外交、国家安全等多因素影响下，是否遵循三大规律，并对阶段性的重点特征进行剖析，探究外语教育政策中存在的问题;第三步，在整个社会政治与经济体制发展的观照下，描述与反思这一较长时期外语教育政策的制定、实施与评估，力求呈现外语教育政策演变过程中的成绩与不足;第四步，从国际视野对美国、法国和菲律宾的外语教育政策发展特征进行概括与比较分析，归纳国际外语教育政策发展的特点与趋势;第五步，在以上研究基础上，根据国际外语教育政策发展的经验，以及中国外语教育的特殊性，总结与反思中国基础教育阶段外语教育政策发展的经验和教训，提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基础教育外语教育政策发展的方略。 本文的主要观点如下: 1、中国基础教育外语教育政策的发展深受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规律的制约，经历了从引进到改良，再到创新的发展过程;体现了人们对三大规律的认识从忽视到逐渐认识，再到努力遵循的发展过程。自癸卯学制到新中国建国之前，中国的基础教育外语教育政策制定者没有意识到三大规律的重要性，注重外语教育的工具性;建国后至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前，中国的基础教育外语教育政策制定以政治为导向，忽视三大规律;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基础教育外语教育政策逐渐认识和遵循三大规律，人文教育渗透培养目标之中;21世纪以来，中国的基础教育外语教育政策努力遵循三大规律，外语兼具工具性和人文性特征。 2、中国的基础教育外语教育决策模式是以权力精英为主的政策制定过程，决策的科学性、系统性、民主性不强，政策缺乏长期性和稳定性，语种单一。基础教育外语教育政策内容以城市教育为主导，对农村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实际情况考虑不够，政策的实施效果在这些地区不尽如人意。 3、由于经费、师资、应试教育体制、区域差异等原因，中国的基础教育外语教育政策的实施差强人意，“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较普遍，外语教育政策的评估严重滞后，甚至完全缺失。 4、国际上的外语教育政策发展注重国家级外语教育政策机构的设立，吸纳各方人士的意见，从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制定和实施外语教育政策，倡导语种的多元化和统一的语言能力测试，重视外语教育政策的评估等。 在以上观点的支撑下，本文认为，中国外语教育政策的改善可从三大方面去考虑:一是外语教育政策的制定要考虑政治、经济、外交、国家安全等多因素，努力遵循三大规律。二是从国家发展战略高度重视中国外语教育政策的制定，加强外语教育政策管理，规范外语教育政策的制定过程，制定外语教育中长期发展规划，提倡语种多元化，制定全国统一的语言能力评估量表，建立健全的各级外语教师资格认定制度，完善外语教育政策评估体系。三是重新规划大中小学外语教育体系，将目前的大学英语学习内容下移到中小学完成，大学外语则是学科性教学。各大学根据各校人才培养定位和学生职业规划，开设职场英语、学术英语、专业英语等相关课程。这样既避免了学习内容的重复、人力物力的浪费，又为那些职业规划不需要外语的学生免除继续学习外语之累，更可以解决中小学师资薄弱和师资紧缺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