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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裔美国评论家、教育家斯皮瓦克的女性主义理论对后现代女性主义影响深远。作为一个来自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她掌握了解构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后殖民主义理论等理论话语，冲锋在女性主义阵地的最前沿，为广大的“属下”女性争夺话语权而战。本论文将系统研究、综合阐述、深入评析斯皮瓦克的女性主义理论。 人们普遍认为，斯皮瓦克对后现代女性主义做出的杰出贡献在于她以解构主义为立论基础，提出了策略本质主义，使后现代女性主义走出了困境。20世纪80年代以来，女性主义与批评理论的结合使后现代女性主义陷入了困境。后现代理论对同一性的一味消解威胁到女性主义事业的基础。后现代女性主义的可能性受到了某种质疑。在后现代女性主义内部也出现了众声喧哗、互相指责的场面，法国派和英美派女性主义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为了维护后现代女性主义的团结，并继承后现代理论的批判性，斯皮瓦克以解构主义为基础提出了策略本质主义，呼吁在争取政治利益时各个不同的女性群体要团结一致，同时在女性集体内部尊重彼此的差异。策略本质主义使后现代女性主义免于分裂，走出了困境。 斯皮瓦克在到达美国学术圈之时，深受法国学者伊利格瑞和德里达的影响，从此成为一位坚定的后现代女性主义者，投身子女性主义研究。她的研究工作基本上都是沿着解构主义思想来阐发的。她非常赞赏法国女性主义的反本质主义特色，认可并推崇其反对性别歧视、弘扬女性主义的立场，但是她也看到其不彻底之处，主要是不考虑东西方的文化差异，把西方女性的经历强加于所有女性的普遍化倾向。从后殖民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斯皮瓦克对法国女性主义者漠视种族、阶级、文化、历史等方面的差异进行了批判。 对于英美女性主义关于重读经典、重写文学史的主张，斯皮瓦克也是既赞赏又批评。她以《简·爱》为例说明19世纪的西方文本实际上是在为帝国主义提供合法性辩护，结果使第三世界女性沦为沉默的他者。白人女性简·爱的主体性的建立恰恰以牺牲来自殖民地的姐妹伯莎·梅森为代价。而英美女性主义者在评论这部小说时一味突出简·爱的个人主义女性主义形象，而没有考虑伯莎的悲惨处境。英美女性主义者以不利于属下女性的方式阅读文本，无视第三世界女性所受到的剥削和压迫，摆脱不了与帝国主义的共谋关系。因此，斯皮瓦克认为，英美女性主义貌似与法国女性主义相异，但实质上并无多大不同，二者都忽视了第三世界女性的差异性，以西方中心主义的眼光看待非西方的女性。在批评西方两派女性主义的基础上，斯皮瓦克把研究的重心从“女性”转向“性别化的属下”，即属下女性。 斯皮瓦克从两个方面阐述属下女性的属下特征。首先，她抓住属下女性的一个核心问题，即话语权问题。在她看来，属下具有不可纠正的异质性，因而不可能在西方的话语秩序中发出自己的声音，也就是说，她们无法代表自己说话，无法进入抵抗结构，因此也不可能被他人代表，因为所有的“代表”都是“再现”，而对她们的再现无一例外都充斥着西方的认知暴力。属下的这种异质性也凸显出西方理论话语的局限性。 斯皮瓦克批评了福柯、德勒兹等激进知识分子过分乐观地估计了世界形势，以为工人阶级能够具备发言的能力，无需知识分子做他们的代表。在斯皮瓦克看来，在欧洲之外的许多地方，属下根本不可能自己发言。这一点与西方的情况并不一样，不能把西方的特殊性普遍化。斯皮瓦克指出，意识形态的理论不可低估，知识分子的作用不可小视，知识分子如果想当然地以为属下能够自己发言，而不需要去为他们做事，实际上是逃避责任。 斯皮瓦克也指出了印度的属下研究小组的不足之处。这个研究小组认为，印度属下阶级在民族解放运动中所作的贡献被本土主义者和殖民者的历史书写所抹煞，其话语权被剥夺，因此，他们试图通过重写历史来肯定属下阶层的贡献。斯皮瓦克赞同他们的做法，并和小组成员一起寻找属下的踪迹。然而，她发现，属下研究小组在煞费苦心地还原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属下阶级的主体意识。属下研究小组不辞辛苦地想替属下说话，但是结果也许会适得其反，实际上可能恰恰再次使他们丧失话语权。尤其重要的是，属下研究小组忽视了对女性的思考，女性视角的缺乏成为他们研究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弱点。 因此，在斯皮瓦克看来，无论是西方激进知识分子、印度的属下小组或是女性主义者，都不能帮助属下发出自己的声音，相反还可能会进一步剥夺他们的话语权。她以殉夫女子为例，指出这些女子被印度教编码为想要跟丈夫一起赴死的“好妻子”，而被英国帝国主义者编码为“走向屠杀的牺牲品”，她们的身体成为两种意识形态争夺的场所，而在帝国主义和父权制的双重遮蔽下，她们的声音无处可寻。 斯皮瓦克还对属下女性的另一个属下特征即身体上的差异性作了探讨。她非常赞赏法国女性主义对身体的重视，认为其主张的身体写作的目的在于彰显女性的差异。但是她反对法国女性主义不顾身体的差异性和多元性而对身体的一统认识。她认为女性身体实际上反映出社会文化因素，第三世界属下女性的身体承载着父权制和帝国主义对她们的双重剥削和压迫。以印度女作家德维的小说为例，斯皮瓦克指出属下女性的身体与精英女性所描写的身体迥然不同。无论是被焚烧的殉夫女子的身体还是德维作品中的被折磨的部落女性的身体都颠覆了精英女性主义的身体话语。 斯皮瓦克致力于研究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与第三世界女性现实之间的相关性。她一方面挖掘第三世界属下女性的异质性，找出西方理论的不足;另一方面力图促进第一世界女性和第三世界女性之间的相互理解。她认为，虽然在第一世界精英女性和第三世界属下女性的现实生活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全世界的女性之间还是应该通过对话和沟通形成一个策略本质主义的集体来达到争取女性权利、改变女性屈从地位的目的。在斯皮瓦克看来，第一世界女性，尤其是知识分子女性，不能对属下女性的处境袖手旁观，也不能自以为是地代替她们说话从而进一步剥夺属下女性的话语权。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斯皮瓦克开始关注翻译与属下女性的文学再现问题的关系，并致力于翻译理论的研究。她在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两方面都颇有建树，并且成果显著。推动她转向翻译理论研究的动力，无疑与她对属下问题的关注密不可分。翻译被斯皮瓦克看作是第一世界女性和第三世界属下女性之间沟通的桥梁。翻译能够使西方民主思想和争取话语权的努力更多地渗透到第三世界女性之中，并能够把第三世界女性的状况介绍到西方，在东西方之间形成互动，从而更好地争取女性的权利。然而，在当前的欧洲语言霸权之下，把第一世界女性文本翻译到第三世界语言居多，而把第三世界女性文本翻译到第一世界中很少。而这种翻译往往不尊重源文本所承载的文化特殊性，反映出翻译中的暴力。斯皮瓦克重视翻译的政治，同时又认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去政治化，提醒广大译者应尽力传达第三世界文本的修辞性，警惕翻译过程中的暴力。她重视传达第三世界文本中的文化，从而给译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她把翻译印度作家德维的政治小说作为彰显第三世界属下女性差异的一个重要手段，通过翻译、评论和介绍相结合的方法，最大限度地帮助第一世界读者理解第三世界属下女性不一样的生活和处境。翻译理论研究和翻译实践是斯皮瓦克属下女性研究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斯皮瓦克非常重视教育在建立女性集体中的作用。她既继承了关于教育塑造人的人文传统，又对其中的局限性进行了解构。她相当重视属下的教育问题，把教育视为摆脱属下处境的最佳方案。她借鉴了保罗·弗莱雷的贫困人口教育方法，以女性主义的视角，指出单纯经济上的援助不足以使属下女性摆脱属下性，而要想使属下处境产生危机，教育应该是经济援助等方法的最好补充。教育者的责任就是要通过“非强制性地对受教育者的欲望进行重组”，让属下阶级进入现代社会公共领域，用通行的方式捍卫自己的正当权利，最终才能消除属下性。斯皮瓦克还主张应该通过教育使第一世界女性学会向属下学习，摆脱自己的西方中心论和对属下的偏见，真正做到尊重他者的伦理独特性，从而建立对属下有利的伦理关系。 作为一个比较文学学者，斯皮瓦克非常注重文学在女性教育中的重要意义。她认为应该用比较文学来培养第一世界女性和第三世界属下女性的想象力，借鉴比较文学的文本细读和走向他者的方法，为走向对话和沟通创造条件。然而，学科的封闭和浓重的欧洲中心色彩使今天的比较文学学科危机四伏。斯皮瓦克呼吁对比较文学进行彻底的改革，使之成为第一世界女性和第三世界属下女性之间沟通的有效工具。 总而言之，斯皮瓦克利用策略本质主义的方法，既注重彰显第三世界属下女性的异质性，又关注建立包括第一世界女性和第三世界女性之间的女性集体，努力为女性争得政治上的权利。她为后现代女性主义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中国的女性主义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