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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传统道德/政治共同体日渐坍塌的危机时刻，面对着马克思主义阶级话语的兴起，知识分子面临着一个难题：现代中国人如何在新兴的“民族-国家”共同体中，重新谋划和建立新型的主体人格，并完成对新兴共同体的身份认同。从“新民”、“新青年”到“无产阶级战士”这一系列理想人格塑造的伟大工程都与自传文类的蓬勃发展相伴而行。本文在充分重视自传启蒙作用的基础上，企图通过对郁达夫、瞿秋白和郭沫若的自传个案解读，既显示历史境遇与阶级话语对知识分子的塑造，又展示出知识分子对革命意识形态的否定和反思过程，对“新青年”向“无产阶级战士”的理想人格转变过程作发生学层面的探讨，反思无产阶级话语在知识分子文学书写中出现的意义。
具体而言，本文从以下几部分展开论述：
第一部分简要追溯自传文类的现代转型与“新民”、“新青年”理想人格出现的内在关系，从“新青年”人格的内在缺陷导引出1930年代自传热出现的原因。
第二部分论述郁达夫自传对“新青年”理想人格的忏悔。通过解读其自传，呈现其对全球化的文化资本积累方式、身体欲望叙事与中国黑暗社会互相脱离的反思，审视其如何在审美化的过程中塑造革命的自我。
第三部分论述瞿秋白自传对“革命者”理想人格的反思。在分析瞿秋白作为“文人”和“革命家”的双重身份互相冲突的基础上，探究他如何揭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无产阶级化的艰难性，反思共产国际指导中国社会革命的缺陷。
第四部分论述郭沫若自传对“无产阶级战士”理想人格的重塑。通过解读其自传，探究他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和“过渡时代”理论，在血与火的战场中成功地书写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向“无产阶级战士”转化的过程。
本文认为，1930年代自传热出现于现实实践要求和小资产阶级双重性所导致的知识分子身份认同的尴尬之时，彰显了知识分子将个人记忆和公共历史有机整合的努力。从“新青年”向“无产阶级战士”理想人格的转变，并非阶级话语叙事的必然结果，而是带着知识分子自主反思和裂变阵痛的曲折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