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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存在是一种关系系统，这种关系系统是最为复杂，最难以认识的动态构成。人作为有意识的、实践的存在物，永远处于一种未完成的状态，具有非特定性，因此，人的关系也在不断地变化和发展，这直接影响到人的存在方式与状态。关系的变化和发展，使得原来相互适应的关系变得不相适应，这就需要对关系进行调适。关系调适也就构成了人的生存与发展的主旋律，人的关系就是在不断调适的过程中得到丰富与发展，人类社会的发展实质上是一个人的关系不断调适的过程。从关系调适的视角重新审视“人--自然--社会”系统的复杂关系，以全新的思维方式，重新调整人类行为模式和实践活动，从而使人的关系的向着有利于人的生存与发展而展开，使人的关系真正属于人，在关系调适中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实践活动是人所特有的存在和发展方式，人在自觉、能动和有目的的活动中建立各种关系，这种关系构成了人类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规定着人的本质，须在各种关系之中才能存在。人的关系是对象性关系，这表明人是一种对象性的存在物，人必须与自己的对象构成对象性的关系才能成为人。人不仅把外界的事物当作对象，而且也把自身当成对象，因此，人的存在就是一个对象性的关系系统，包括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自身的关系，这种关系系统不是简单和静态的，而是多层次的、动态的系统，它总是处于变化发展之中。由于关系的变化必然会产生关系的不协调，需要不断地对关系进行调适，关系调适也就成为人和社会发展的核心问题。
人的关系的发展就是一个不断调适的过程，而关系调适又具有其内在的逻辑结构与运行机制，是在实践基础上通过符号中介而对人的关系进行有目的的干预过程。人类自身生存与发展的需要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出发点，而这种需要的满足是建立在人与世界的对象性关系之上的。这种对象性关系不是黑格尔的“绝对理性”与其“逻辑规定性”的关系，也不是费尔巴哈抽象的“自然界和人”的“感性直观”关系，而是“现实的人”在“感性的活动”基础上与“现实的世界”所发生的关系，也就是在实践基础上发生的关系。实践中的关系依赖于符号中介来表达，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通过符号得到表征，并且这种关系也通过符号得到调适，符号是人把握世界的中介，也是调整人与世界的关系的中介。而在对人的关系进行调适过程中，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特点，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孕育出了整体性关系思维，这种思维方式以整体性作为前提，从事物间的关系作为思维的切入点，不是去追寻事物后面的最终的“实体”，而是在事物的相互关系中来把握事物的存在状态，这种整体关系思维为关系调适提供了独特的方法论。关系调适不是一次性的操作的，而是一个永续的过程，这一过程的机制就是序构，即通过不断地对关系进行调适，以使它从无序走向有序，从逆序转向顺序，从劣序提升为优序。
自人类社会产生起，人们就有意识地对其关系进行调整，在漫长的人类发展史中积累了丰富和宝贵的经验，当然也由于历史的局限性而存在大量的不足，这些经验在当今新的形势下仍具有积极意义，为我们当代的关系调适提供了传统的资源与可资借鉴的经验。中国传统社会的关系调适紧紧围绕着以“仁”为核心价值观的一整套礼仪而展开，对于传统社会中人的关系起到了很强的规范作用，一些思想在今天仍具有现实意义，而西方国家的关系调适更多地是从法制的角度入手，这对于我国建设和谐社会也有借鉴意义。但是所有的社会关系中最根本的是经济关系，两者都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无法从根本上实现人的解放，也就不可能真正实现人的关系的调适。当前我们通过深度挖掘关系调适的历史资源，对于一些有利于关系调适的观念与做法进行批判地继承，使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重新发挥作用。当前，整个世界都处于一个极为重要的社会转型期，中国尤甚。就其变化的程度、范围与速度而言，当前中国正处于几千年来的最深刻与重大的社会大转型时期。我国当前正处于社会与经济的双重转型期，人的关系面临很多新的情况，处于急剧的变化之中，这使人的生活世界、意义世界和心灵世界中的关系都遭遇到了扭曲与紧张。
在中国社会发生大转型的时期，各种关系也在发生着急剧的变化，出现了许多以前不曾有过的问题，同时也为关系调适提供了机遇，在面对复杂多变的新境遇中，我们需要不断创新，结合新的时代特色采取新的措施来对人的关系进行调适。当前我们提出的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以及建设和谐社会都是从关系调适的视角，对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关系进行重新审视，并且结合新的历史境遇对人的关系调适问题进行尝试性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