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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金融危机(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GFC)的爆发引发了对稳定化政策(Stabilization Policy)的反思,其中尤为突出的是对货币政策稳定化效应的重新评估。危机前,学术界和货币政策制定者对货币政策的共识是只需盯住价格稳定,而不必对信贷和资产价格等金融因素进行应对。GFC的爆发令他们重新考虑金融体系的复杂性和作用。金融体系系统性风险的动态演进是永恒的存在。这一反思是颠覆性的,GFC爆发前的主流经济理论建立在理性预期假说和有效市场假说之上,认为金融市场是完全的,不存在金融摩擦,从而稳定化效应分析并未考虑金融体系风险因素。然而,金融体系会内生地产生系统性风险,经济上行时期,金融部门通过提高杠杆率和过度风险承担(Risk-taking)造成系统性风险的积聚,增加了信贷供给,也推动了经济周期的繁荣,此时系统性风险往往被低估;而经济下行期,系统性风险显现,金融部门陷入普遍的去杠杆和避免风险承担,信贷供给减少,进一步放大了衰退,极端情况便是金融危机。随着对系统性风险的深入认识,传统货币政策稳定化效应的分析和结论难以直接应用于危机后的政策实践,中央银行面临货币政策无法有效稳定经济的困境。这是由于传统货币政策稳定化效应分析的一个前提条件是金融体系稳定,而当系统性风险的演进使得金融体系功能遭受破坏时,需要重新评估货币政策稳定化效应。本文正是研究这一问题,以期完善货币政策稳定化框架,有效实现经济金融的稳定。本文首先归纳传统货币政策稳定化分析的理论框架,得出GFC爆发前货币政策稳定化框架的共识为,中央银行通过政策利率、公开市场操作、借贷便利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四种工具影响短期利率,通过新古典和非新古典两大类作用机制影响总需求,实现价格的中长期稳定以及价格稳定与产出稳定之间的短期权衡,以实现社会福利水平的最大化。其次,通过定义和描述系统性风险情境,并将其引入传统货币政策稳定化效应分析的理论框架,发现,第一,对金融稳定目标的忽视导致金融体系系统性风险的积聚,加速系统性风险情境的形成;第二,在系统性风险情境下,传统货币政策的作用机制阻塞,既无法切断宏观-金融之间的正反馈机制而实现金融稳定,也无法传导至实体经济而实现产出和价格稳定;第三,在系统性风险情境下,传统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空间有限;第四,根据引入金融中介和金融风险的IS-MP模型,系统性风险情境下,金融中介信贷供给减少,传统货币政策产出稳定化效应弱化。再次,本文开发时变的修正CRITIC赋权法,构建了时变权重的金融体系系统性风险度量方法。根据此方法,构建中国金融压力指数(CFSI),并结合中国数据,根据中国的特征事实和马尔科夫区制转换向量自回归模型(MS-VAR)识别系统性风险情境,并对不同经济金融区制(正常时期和系统性风险情境)下货币政策稳定化效应进行评估,得出:在正常时期,货币政策稳定化效应基本与传统经济理论论证的一致;而在系统性风险情境下,传统货币政策对稳增长和稳价格的影响弱化。最后,为有效实现货币政策稳定化效应,本文对后危机时代货币政策稳定化框架相关调整进行总结,得出货币政策稳定化框架重构的趋势是:第一,在稳定化目标中增加对金融稳定的考虑;第二,进行货币政策工具创新,扩大稳定化工具箱;第三,完善货币政策稳定化作用机制以实现金融稳定和实体经济稳定。这为关于如何提高系统性风险情境下中国货币政策稳定化效应提供借鉴。本文的研究表明,一方面,中央银行应当将金融稳定纳入货币政策稳定化框架,创新货币政策工具、完善稳定化作用机制,以更加有效地实现系统性风险情境下货币政策稳定化效应。另一方面,政策之间的协调应该得到加强,货币政策需要增进与宏观审慎政策、财政政策之间的协调,后两者与货币政策同样作为稳定化政策,在金融稳定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结合使用宏观审慎政策和财政政策来降低风险,使得货币政策更有效地发挥稳定化政策作用,实现宏观经济稳定,提高社会福利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