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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比较研究正逐步摆脱早期肤浅的比较而进入较深层次；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也是目前文艺理论界的一个研究热点。因此已故著名华裔汉学家,美国斯坦福大学亚洲语言系教授刘若愚(James J.Y.Liu)在上个世纪六十至八十年代中期以西方的语言和方法研究中国古代文学、诗学的著述引起了越来越广泛的关注。但由于语言的阻隔,时代、语境、文化的多重错位,国内学界对刘若愚全部学术著述的整体把握和理解还需要一定的过程,对于他在研究中所采用的一些现代西方批评方法和观念依然存在争议。这就表明在前贤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刘若愚学术著述进行全面深入地研究依然很有必要。作为中西比较的先行者之一,刘若愚的研究成果无论得失对于目前正在进行的中西比较文学、比较诗学、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研究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启发性意义。
本论文对刘若愚全部专著《中国诗学》(The Art of Chinese Poetry,1962)、《中国之侠》(The Chinese Knight—errant,1967)、《李商隐诗》(The Poetry of Li Shang-yin:Ninth—Century Baroque Chinese Poet1969)、《北宋主要词人》(Major Lyricistsof the Northern Song,1974)、《中国文学理论》(Chinese Theories of Literature,1975)、《中国文学艺术精华》(Essentials of Chinese Literary Art,1979)《语际批评家:阐释中国诗歌》(The Interlingual Critic:Interpreting Chinese Poetry,1982)、《语言与诗》(Language-Paradox-Poetics:A Chinese Perspective,1988),部分重要论文如“走向中西文学理论的融合”(Towards a Synthem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Theoriesof Literature,1977)、“中国诗的时间-空间-自我”(Time,Space,and Self in ChinesePoetry,1979)等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读。力图通过这种研读接近刘若愚著述所产生的历史文化语境,并在这一语境中体会其研究内容的选择、研究方法的变迁及研究旨趣和追求；此外,本论文还尝试从宏观角度在二战以来美国中国文学、诗学研究的背景之上、中国自上个世纪初就已经开始的学术现代化进程之中去把握刘若愚的全部学术著述；同时对微观方面刘若愚著述发表以来的海内外书评、翻译情况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和辨析。力图在自证与旁证、宏观与微观的交错之中得出对刘若愚学术著述较为公允的阐释和评价,对于他所采用的种种创新性的方法给出自己的理解。
本论文以“刘若愚中国文学语言论”、“刘若愚中国诗词鉴赏论”、“刘若愚中国诗学体系论”、“中国悖论诗学”四个章节为主线,梳理了刘若愚在以英语阐释有关中国的语言、文学、诗学方面的学术成果。首先:从内容方面看,刘若愚以英语写作强调了汉语作为中国古代文化载体的魅力和特点、呈现了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上的精华及观念主题上的多重风貌；而他以西方诗学为参照系对中国古代诗学的现代阐释不仅让西方读者认识到了中国古代诗学的存在,更通过比较发掘出中西诗学之间的异同点,为中西比较诗学的深入开展奠定了基础,同时也加深了国外汉学界乃至中文学界对中国古代诗学的理解。刘若愚从语言、文学、诗学三方面挑战了西方主流文化界自明清以来有关汉语、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种种偏见,也冲击了由来已久的国内外相关研究中的中西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为中西比较向纵深推进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其次:从方法上看,他的批评方法虽然多受到新批评、象征主义及后象征主义、现象学等西方当代批评流派的影响,但他并没有一味盲从、追新逐异于西学的洪流,而是有着自己的思考和坚持。在阐释评价中国古代文学时,他始终强调从文学本体入手挖掘其艺术价值和评价标准,这就超越了中国几千年来以人论文、以作品的思想性和社会性作为评价其艺术价值高低的传统理念,与王国维融贯中西而后得到的艺术自由理念一脉相承。同时,这种坚持也对后来用于中国文学研究的各种源于西方以文学的外部研究为特点的理论流派,如原型批评、弗洛伊德式批评、结构主义等提出了警醒。
他引入当时流行的词语批评方法对中国古代诗词的意象、象征、典故、格律等艺术技巧进行了深入、细致、系统的分析,一方面超越了中国古代鉴赏诗词时一直难以摆脱的感悟式和描述式倾向,把王国维徘徊于新旧之间的阐释方法和感悟式术语大大往前推进了一步,给中国古代诗词的现代阐释注入了新的活力。另一方面,又由于他的阐释不纯粹等同于西方的词语分析,而是根据所阐释的独特对象,时有补充历史背景,对典故意象也常置于中国文学史上的意义加以评析。这就比同一时期也用词语方法分析唐诗的汉学家如高友工、梅祖麟等人的阐释要更符合中国古代诗词的实际情况。此外,他在翻译阐释时追求呈现中国古代诗词的原始感和音韵美,对于中文学界探索新诗时何者应该坚持,何者应该丢弃同样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最后,从立场和目标上看,刘若愚始终坚持将中西语言、文学、诗学置于平等地位加以相互阐发和比较,并在这种阐发和比较中彰显各自特色,追求中西文学诗学的共通之处。这就摆脱了为比较而比较、简单的中西比附,将中西比较推进到远离欧洲中心和中国中心的真正中西比较诗学。
总之,作为中西比较的先行者,刘若愚因为独特的中西文化背景和深厚学养以及历史赋予的机遇而在成为众多领域开拓者的同时,也表现出了一个中西比较文学大家所应该具有的气度和胸怀。这就使得他的学术成就不但在英语世界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也在这些著述被译为中文,回流中文学界时也能成为上个世纪末以来中国文化和学术现代化进程中的一部分,对于目前中西比较文学界和中国文艺理论研究界有着一定的借鉴和参考价值。
本论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以下三点。第一,通过对刘若愚学术著作的细读发掘其学术思想发展变化的内在脉络及其背后所蕴藏独特旨趣和诉求。第二,把刘若愚的著述置于它所产生的历史文化语境,在纵横对比中把握刘若愚学术著述的成分和价值。第三,把刘若愚著述视为一个发展的整体并进而通过自证和旁证解决了他在《中国文学理论》中参照西方诗学整合中国古代文论所引发的争议,认为刘若愚中国文论体系背后的实质并不是西方的图表和体系,而是他精心设置的跨越中西历史文化差异的文学理论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