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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论文以《翻译新定名义解》为具体研究对象，旨在探讨解剖学术语的翻译、翻译理论，以及文化交流等三方面的问题。 《翻译新定名义解》系日本兰学家大槻玄泽(1757-1827)作品《重订解体新书》（1798年写成，1826年出版）中的卷五至卷十部分，以解说出现在序言卷、卷一至卷四中的解剖学术语。在题为《翻译新定名义解》的这部分内容中，玄泽除论述解剖学方面的科学知识外，还做了大量的“正名”工作，主要包括:原语考辨（主要是拉丁语和荷兰语）、翻译方法、释义、翻译的理据等，反映了语言转换与文化交流等方面的诸多信息。所以，笔者试图将这部解剖学文献纳入到语言与翻译的层面进行研究。在对文献进行初步点校的基础上，本论文主要围绕具体的译名和翻译现象，在日本江户时代(1603-1867)兰学以及近代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展开语言、翻译方面的讨论，并进而探讨东西方以及中日间的文化交流问题。 首先，笔者通过初步的文献点校工作，建立对《翻译新定名义解》的整体把握，并在阅读点校的过程中，摘录出译名、翻译、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内容。然后,分别从书籍传播、成书缘由、语言文体、体例构成等四方面概述其主要内容，并初步呈现与我国佛经文献《翻译名义集》的关系。 然后，笔者选取部分译名，梳理它们的来龙去脉，借助词源与历史的维度，揭示词语的动态涵义。本论文从《翻译新定名义解》中选取了“解体科”等五组八个具体的译名，探寻这些译名在中日两国的翻译及使用情况。在讨论的过程中,笔者结合西方语言学与汉语文字学等方面的理论，揭示这些译名的涵义以及翻译过程中的变化。 其次，在译名的基础上，笔者进而考察玄泽等兰学家乃至西学东渐语境下的中日两国翻译理论，从翻译方法、翻译历史以及地位等角度，讨论明末以来中日两国的翻译认知。并结合具体译例与新造字，着重讨论与《翻译名义集》的关系以及翻译实践中的“造字”问题。 最后，笔者以“译名”与“翻译”为线索，切入到文化层面，围绕文化交流,展开对中西、中日文化交流的讨论。笔者发现，日本学者一方面意识到汉文化的不足，开始积极主动地学习西方文化，兰学逐渐隆兴;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断地反观汉学，以文字训诂的语言方法，格物致知的指导思想，通过具体实践，对比东西医学乃至文化的差异，搭建东西文化交往的桥梁，同时存在着矫枉过正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