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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出于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免遭破坏的目的，1972年《世界遗产公约》宣告了世界遗产名录及其管理规则。自《公约》宣告以来，文化遗产在全世界范围内受到了空前的关注与重视，这种重视不仅引致了世界各地对当地遗产内在价值的发掘和研究，而且更多地引致了对文化遗产经济价值的利用。有关资料表明，大多数过度利用和开发的案例仍然来自文化遗产保护力度不够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地区往往又是拥有世界珍贵文化遗产的国家，这似乎与订立《公约》本身的初衷是相违背的，进而也引发了世界各国政府、各种组织、各类学者对遗产管理问题的重新审视和研究。 旅游业尽管不是遗产利用的唯一方式，但从世界范围看来却是最常见的一种方式。我国是一个世界遗产数量丰富、类型多样、分布较广的国家，近些年文化遗产与旅游业的结合不仅带来了我国文化遗产内在价值的提升、国际间文化交流的扩展和地区经济的繁荣，而且它的强大功能反过来又刺激了文化遗产地区旅游业开发的热潮，从而掀起了“遗产运动”。在这场运动中文化遗产资源相似的地区旅游业的发展状况却有不同;货“真”价实的文化遗产地旅游业的运营却并不尽如人意，资源悖论在文化遗产与旅游业的结合中再次显现…… 本文正是有感于文化遗产旅游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而将文化遗产旅游业的研究纳入到管理科学的范畴，以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本研究旨在借助系统科学的方法，通过对文化遗产旅游业发展中的动力机制问题的研究，解决上述文化遗产旅游业发展中存在的管理问题。通过对影响文化遗产旅游业发展的动力因素分析，为文化遗产地区采取谨慎态度发展旅游业，以及采取合理措施管理文化遗产旅游业提供建议;为地区经济的发展、旅游业的持久繁荣、文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文化的合理传承提供现实和理论依据;同时为文化遗产旅游业管理理论的构建和管理政策的实施提供借鉴与参考。 本文从论证文化遗产地旅游业发展动力机制的概念入手，界定了文化遗产旅游业的行业属性，通过宏观尺度的文化遗产地旅游业系统状态评价及基于遗产案例地区的微观因素分析，构建了文化遗产地旅游业发展的系统动力机制模型。具体研究内容分为五部分: 第一部分相关概念阐释本文认为“文化遗产”概念不是对“文物”概念的名词转换，而是具有新的内涵。具体来讲，一方面文化遗产强调历史传承性，因此，每一代人既有分享文化遗产的权利，又有承担保护并传于后世的历史责任;另一方面，文化遗产概念更加强调公众参与性，因此，扩大文物所反映的艺术、科学、文化价值是遗产概念中隐含的另一层含义，同时，只有公众参与性的提高才可以使遗产得到合理的保护。 就现状来看文化遗产旅游业是文化旅游的初级形式，它是以旅游者观光游览物质资产为主要行为体现，以培养旅游者文化自觉性为主要目的，以文物保护为原则，以文化旅游产品的创新为突破，传播遗产的文化价值、实现地区利益和游客体验的旅游形式。就其行业归属来看，文化遗产旅游业属于文化产业的外围层。由于现实中文化遗产旅游业的低技术含量和低附加值的特点使得它的行业地位逐渐衰落，因此，我们需要在深刻理解遗产概念的内涵和现实发展的前提下，研究促进其发展的动力及其机制。 动力机制研究的实质是研究事物本身的系统结构及其系统中各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揭示事物发展的原因，进一步寻找事物发展的规律。文化遗产旅游业发展的动力机制是以文化遗产与旅游业的良性合作为目标，描述文化遗产作为旅游业的主要吸引物的过程及其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因素、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 第二部分文化遗产地旅游业的稳定态评价本部分借助生态系统理论的生态位概念，首先展开对全国各地区旅游业与所在地区经济、社会系统关键指标的比较，经过横向与纵向比较结果的分析，得出各地区旅游业发展的稳定态评价，并进行聚类分析。然后借助文保单位数量的统计排名与地区旅游业标志性宣传口号的交叉选取，确定文化遗产旅游业发展地区，并对这些地区旅游业发展的稳定态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文化遗产地旅游业的发展处在低水平稳定的状态，这一状态的内涵一方面表示了系统内部反馈机制的调节作用，同时表明这种状态是以牺牲创新和发展为代价的系统状态，因此，我们若想实现旅游业发展的突破，必须寻找触动稳定状态发生变化的节点。本部分的作用在于通过区域旅游业生态位的评价，描述文化遗产旅游业在地区发展的总体态势，揭示其系统运转的常态，筛选文化遗产地区，为进一步分析影响系统运行的微观因素奠定基础。 第三部分影响文化遗产地旅游业发展的微观因素分析本部分以系统论中微观因素累积性因果关系是决定系统变化的内生动力为理论前提，展开了基于典型案例地区的微观因素分析:通过跨省数据的采集及山西省晋中地区四县（市）的实地调查，借助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人力资本和文化资本理论，分析了各地旅游业发展现实状况的形成原因。通过分析结果的论证，本文认为文化遗产地旅游业的发展主要是以政府为主导的事业单位管理体制，形成这一体制的原因在于制度路径依赖的作用，因此，制度创新不能实现是由于路径依赖的锁定效应。在此基础上居民参与程度则是实现地区旅游业发展的重要因素，本文着重强调了在政府主导的管理体制下作为居民中的特殊类型——精英人物的重要作用及对个人素质的客观要求;同时居民参与意愿和参与可能性则严格依赖于地方人力资本状况与从业习惯。游客系统的调查结果显示了文化遗产旅游业管理的供需错位现状，从游客需求出发进行产品的设计与供给是推动行业发展的内在动力。 第四部分文化遗产地旅游业发展的动力机制通过宏观状态的评价和微观因素的分析，本部分借助系统动力学理论与分析方法，设计了文化遗产地旅游业发展的动力机制模型。此模型的理论依据是演化机制、系统复杂性和文化产业理论，现实依据是本文的实证分析结果，模型的形式是因果关系反馈回路图及其数学表达。该机制具体包含了评估目标的约束机制、制度创新的管理机制、居民参与机制和文化遗产游客的引致机制，各机制内部因素之间存在非线性相关。同时，通过反馈回路的分析确定了改变文化遗产地旅游业发展现状、实现转型目标功能的杠杆解即制度创新与文化资本的培育。 第五部分管理建议本部分依托美国管理学家彼得·圣吉构筑的成长上限和舍本逐末系统基模，分析了文化遗产旅游业发展的系统基模，结合本文对于动力机制研究的结论，提出了政府比较优势观念的转变、管理制度的创新和文化资本培育方式的转变等管理建议。 本文的研究方法主要是系统动力学方法，其中结合了社会调查法和归纳法。在论文中针对旅游业影响因素庞杂但又缺一不可的特点，从理论上始终沿着系统分析的整体、综合的思路进行，同时借鉴功能决定结构，结构决定行为的动力学基础理论，确定了论文的主体框架。本文的创新点在于从系统的外部输入入手，分析文化遗产地区旅游业发展的支撑条件，解释发展差异的原因;借助系统动力学工具对影响文化遗产旅游业发展子系统的制约因素进行研究，拓宽了系统动力学的应用领域。 文化遗产不仅是我国悠久历史的文化载体，更是我国人民共同的精神家园，文化遗产旅游业的管理实质上是关乎民族信念的意识形态与实践操作的衔接，我们需要长时间的理论与实践的探索才可能不断完善两者的完美匹配，使文化遗产的熠熠光辉在代际间永久传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