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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拟通过对自2004年来陆续出版的《竺可桢全集》中有关科学史的部分作出全面细致的梳理，并结合其它相关材料和研究，联系大的社会历史背景、国际科学史发展情况和竺可桢本人的学术和交游脉络中，系统分析他的科学史思想的内涵、发展及变化过程，整体评价他在我国科学史学科理论建设和宣传、具体研究和实践、人才组织和培养、学科建制和领导上的突出贡献，并分析他对我国科学史的学科定位、学术传统和发展模式的深远影响。 论文正文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基本按照时间线索，叙述竺可桢在科学史教育、研究和建制方面的活动。竺可桢的出身背景使他很早就关注到关注于农业，以及气候等自然条件的变化对农业的影响。在留美期间，竺可桢改学气象学，受到美国近代人文地理学思想的影响，尤其注意到自然环境与人类活动之间的关系。1920年代，竺可桢回国后任教于南高—东大，在人文与科学并重、史地合一的传统下开展了对人文地理学的引进和科学史研究的最初尝试。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他以浙江大学校长的身份，积极倡导在通识教育中开展科学史教学实践和推动学术交流活动，与国内外科学史界有了进一步交流与互动。建国以后，竺可桢为我国科学史学科的建制工作做出了大量的贡献。他一直关注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写作情况，并抓住爱国主义宣传教育的时机，注意到科学史资料搜集在生产实践中的价值，在1954年建立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委员会，并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题为《为什么要研究中国古代科学史》的文章，开始筹备建立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在他的筹划和指导下，1957年终于建立起我国第一个科学史研究和教育机构，实现了科学史的学科建制。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在1960年以后的发展虽几经曲折，但一直坚持开展研究工作，并为我国科学史学科的人才培养奠定了基础。 第二部分依据文本，分析竺可桢科学史观念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以及他在具体科学史研究上的成果和特点。重点探讨竺可桢是如何提出和解释“中国无科学”这一问题的。通过考察国内外社会政治背景、科学史界的学术动态和竺可桢的个人交往，可以看到1940年代竺可桢在“中国无科学”问题上的认识经历了一场重大转变，这和当时对科学与社会问题的关注、马克思主义科学史学的兴起和竺可桢与李约瑟等科学史家的交往都是分不开的。竺可桢在天文学史、气象学史、地理学史、科学家传记和科普写作等方面都有不少著述，这些著述一方面体现了我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学术在竺可桢身上的双重作用，另一方面也反映了鲜明的时代特征。竺可桢的科学史研究代表了我国科学编史学的早期共同特点，即重视古代科学史研究，强调我国科学的原创性，以现代科学理念和方法去解释古代科学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