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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商人外交，从外交活动的主体来说，它是国民外交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指商人的有组织的对外交往活动，内中包括商人独立的外交活动和商人与政府合作的外交活动，又包括商人直接的外交活动和间接的外交后援活动，但是不包括商人个人的外事活动;从外交活动的内涵来说，它是民间经济外交的主体，也就是一种把经济利益作为主要目标，或作为主要手段以达到其他目标的国民外交。 从总体上来看，本时期的中美商人外交活动以一战结束为分界线，分成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的中美商人外交活动基本上处于启动阶段;后期的中美商人外交活动则呈现频繁化趋向，活动方式更加多样化，活动内容也更加广泛，商人外交处于不断发展阶段。 一战结束前的中美商人外交活动主要有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时的中国商人外交活动和清末民初中美商会互访两次。从国民外交角度来看，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首次体现了商人外交的理念和方式，是一次由商会主导的第一次重大的商人外交活动。清末民初中美商会互访则开启了中美商人直接外交活动的大门，也是首次中外商会间的完整的商人外交。尽管中美双方在这次互访中达成的合作项目，如建立中美银行、中美轮船公司等并未取得实际性成果，但这次活动有利于增进双方友谊，加强双方的进一步交流。但是，1905年抵制美货时的商人外交，仅体现为中国商人的外交参与，没有中美商人的外交互动;一战前的中美商人直接外交活动也只有清末民初中美商会互访这一次，因此，一战结束前的中美商人外交活动尚处于启动阶段。 一战结束后的中美商人外交活动处于不断发展阶段。首先，中美商人直接外交活动更加频繁。其中，规模较大的就有20世纪20年代初的中美丝商交往和1922年中国商会组团参加太平洋商务会议等。中美丝商交往活动是一次以缫丝业同业公会和商会组织为主体开展的商人外交活动，其主题是改良华丝问题，这是对中美双方都有利的事情，但成果乏善可陈。1922年底，中国商会代表团参加在美国檀香山举行的太平洋商务会议，这不仅是一次比较完整意义上的商人外交活动，使中国商人外交真正登上了国际商人外交的舞台，而且向太平洋地区各国表明了中国工商界争取平等互利国际合作的愿望，力图全面改善中国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并取得了一定的即时成效和未来影响。其次，作为商人外交参与性质的中美商人外交也明显增强。华盛顿会议时期，中国商人外交出现高涨。它既包括商人为中国参加华盛顿会议献言建策，也包括派出“国民代表”参加会议，开展反对鲁案直接交涉和赎路运动等。华盛顿会议后，中美商人的外交参与活动更加频繁，他们从不同的立场展开外交参与活动。从性质上来说，中方的外交参与活动往往带有维护国家利权，实现国家的独立和富强的性质，而美方的外交参与活动则多带有维护美商依靠不平等条约体系而获取特权和利益，甚至有干涉中国内政的性质。 本时期的中美商人外交活动具有它的时代特点。一是不对称性，这不仅表现为中美双方对外交活动参与的性质上，还表现为，在中美商人的直接外交活动中，美方明显占有主动性，而中方则处于被动地位。二是双重性。这表现为，中美双方有发展平等的合作和商务关系的一面，也有美方扩张在华势力的一面。 从总体上来看，中美商人外交与本国的政府外交带有极强的一致性，商人外交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政府外交的主旨。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商人外交是对政府外交的重要和必不可少的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