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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分工逐步由产业间分工发展到产业内分工和产品内分工阶段，更多国家和地区也由此开始以工序间比较优势参与到跨国公司主导的价值链国际分工格局中去。作为快速发展中的一员，改革开放至今，参与国际分工、利用全球资源推进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升级，一直是我国经济保持较快、平稳发展的重要经验。通过发挥早期劳动力等相对要素禀赋优势，中国建立了自己的专业化优势，获得了参与国际分工的机会，并在近三十年的发展中，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高速增长。这不仅巩固和提升了中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更为中国整体向生产价值链高端迈进奠定了坚实基础。
而在后金融危机时代，面对国际分工格局和经济发展环境的新变化，中国进一步发展过程中对外开放和以前的形式与任务表现出了新的不同:一是新一轮对外开放要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大改革进程中完成;二是中国发展外部条件的约束性比以前增强（盛斌，2011）。全球经济发展环境所面临的需求衰退、竞争加剧、不确定因素增多、要素成本上升、国家核心竞争力维护以及资源环境约束等，种种原因都逼迫着国际分工体系中的的每一员去思考如何更快、更有效地做出适应性调整。并在此基础上，抓住其中所孕育的新机遇，实现跨越发展。有鉴于此，进一步提升我国开放型经济的发展水平，提高对全球知识资源的整合利用能力，构成了我国未来开放型经济发展升级的主要任务。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技术进步在我国劳动生产率提高和经济增长中发挥更主导作用，由此克服过去全球分工体系中单一出口导向经济和粗放外向型发展模式，实现中国经济真正的“效率和创新双轮驱动”。
因此围绕“价值链国际分工下，进一步促进国际研发知识溢出”这一研究主旨，本文在提出问题的基础上，对知识溢出尤其全球价值链知识溢出相关理论进行了回顾与评价，从理论上总结了价值链国际分工下知识溢出的主要渠道和机制。实证分析方面，首先基于不同衡量方法，通过对经验发展数据的适当处理，从规模和结构变化两个角度对我国制造业参与价值链国际分工的状况进行了定量比较。在此基础上，从制造业总量规模发展、结构升级，制造业生产率水平提升和创新能力等多重角度，揭示了价值链国际分工带来的多重影响效果。接着，实证分析重点对价值链国际分工格局下，全球（包括国别比较）制造业部门细分行业知识存量和结构特点，以及价值链国际分工生产网络渠道所形成的知识溢出总体规模与行业差异进行了定量比较。进一步从总体角度对国际知识溢出影响我国制造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分析中，研究特别注意区分了知识存量、分工网络渠道和知识溢出三者不同的影响效果。
在总体比较研究基础上，实证分析同时还考虑了价值链国际分工下治理模式异质性对知识溢出产生的影响。通过比较归纳，重点关注了以美国为典型的模块型治理模式、以日本为典型的领导型治理模式和以台湾为典型的关系性治理模式下，国际知识溢出对我国制造业部门劳动生产率水平提升产生的不同影响作用效果及其根源。随着中国制造业部门参与价值链国际分工网络体系的日渐成熟，研究认为未来发展中，除了继续发挥国际知识存量扩张带来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进一步提升本土吸收能力。通过构建知识外溢与吸收能力提升的动态博弈理论模型，分析重点从本土市场效应、产权制度安排、集聚发展环境和自主研发能力提升四个方面经验分析了我国吸收能力提升对国际知识溢出的调节效应。
最后，本文对整个研究进行了总结，得出了基本结论，同时指出了研究结果所包含的政策含义，并对本研究领域将来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分析和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