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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形成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以来，中国的跨国并购实现了蓬勃发展，尤其是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随后欧元区经济的持续低迷，更是给中国企业带来了海外扩张的良好机遇，成为利用国际市场与资源，实现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整合的重要途径。在该阶段，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呈现出快速增长的势头。然而，近几年跨国并购的趋势却有所起伏。根据联合国贸发组织发布的世界投资报告，自2016年起，全球外国直接投资连续三年出现下滑。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经历了高潮之后也有所放缓，2017年出现了自2003年中国发布年度统计数据以来的首次负增长。然而，中国赴“一带一路”并购交易数量近三年逆势持续增长，成为对外投资并购中的一大亮点。
目前，国际形势目趋复杂，境外投资主体和行业日益多元，部分企业跨国经营经验不足、风险意识不强1等，这为进一步释放中国企业跨国投资的活力和提高投资绩效提出了更多的挑战。这也促使本文深刻反思:中国企业管理层在实施跨国并购决策中是否存在着过度自信等非理性的因素?过度自信的非理性因素对并购后绩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是否可以从文化距离这一新视角来探索:“一带一路”沿线投资中，对东南亚地区的投资流量和投资增速为什么远高于其他地区?东南亚、中东欧国家与其他国家的投资环境有什么不同?这些问题的探讨对于进一步提升中国企业跨国投资水平和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具有很好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基于上述背景，本文根据管理层自大假说、外来者劣势和组织学习理论，以沪深两市2016～2017年A股上市公司发起的跨国并购事件为研究样本，利用Zephyr、CSMAR、Wind等专业数据库，实证研究了管理层过度自信和文化距离对于企业跨国并购绩效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究了跨国并购经验对这种影响的调节作用，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1)运用事件研究法分析发现，在事件窗口期内，53％的并购样本累计超额收益为负，即超过半数的跨国并购企业并未在跨国并购中获得财富效应。这说明，市场投资者对跨国并购绩效的预期存在着担忧。这与从全球来看，跨国并购最终能达到预期目标的不到50％，而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尚处于初级阶段，并购的失败率可能会更高的经验判断是一致的。
(2)管理层过度自信会对跨国并购绩效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验证了管理层自大假说。管理层在国内实业和资本市场的成功，往往会带来高估自己能力的自信，从而更容易产生控制幻觉，表现为实施跨国并购时盲目乐观，在对当地社会人文、法律环境等风险认知不足的情况下，对El标企业的价值评估出现较大偏差，继而增加了企业的投资风险和财务负担，对跨国并购后的绩效实现产生了负面影响。此外，并购公司规模对公司跨国并购绩效的影响显著为正，说明规模越大的公司越有实力完成并购后的资源整合，从而实现企业价值的增加。并购方总资产增长率对公司跨国并购绩效的影响显著为负，可能的原因是由于代理问题的存在，管理层以私人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进行了非效率的投资交易，损害了公司价值。
(3)通过在模型中构建文化距离的二次项，发现文化距离与跨国并购绩效间呈“倒U型”关系，即适度的文化距离会促进企业的学习和创新，此时文化融合的协同收益大于因跨国产生的协调成本，从而对企业跨国并购绩效带来正面影响。但是，过大的文化距离则会加大资源整合的难度，使企业经营决策面临较大阻力，此时文化融合的协同收益小于协调成本。为了进一步验证这一结论，本文将并购样本按照文化距离大小分为三组，实证发现，第一组即文化距离较小的样本对并购绩效的影响显著为正，而第一组跨国并购目标方多位于东亚、东南亚地区，这也对近年来在“一带一路”投资中，东亚、东南亚地区的投资流量和投资增速都远高于其他地区这一现象做出了合理的解释，从侧面佐证了“一带一路”倡议在将中国的产能优势、技术优势、资金优势、经验与模式优势转化为市场与合作优势上的高屋建瓴。第三组即文化距离较大的样本对并购绩效的影响显著为负。该结果支持了文化距离非线性作用论，也告诫，推进“一带一路”倡议要重视克服文化距离等所带来的外来者劣势。
(4)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东道国的跨国并购经验表现出显著的经验学习效应。当公司在并购交易发生前有同一国家的并购经验时，这种经验可以帮助企业管理层作出更加客观的经营决策，降低由于管理层过度自信对跨国并购绩效带来的损害。企业也可以凭借自己积累的东道国相关经验灵活调整企业的战略部署，对外部环境做出积极的适应，从而削弱文化距离带来的外来者劣势对跨国并购绩效的负向影响。然而，对于虽然有跨国并购经验，但后续投资并非发生在原投资东道国时，这种非东道国的跨国并购经验的回归结果则不显著，经验误用效应未得到验证，说明企业会根据不同的投资环境来选择适用的并购经验，而不会盲目复制。
目前，国际形势目趋复杂，境外投资主体和行业日益多元，部分企业跨国经营经验不足、风险意识不强1等，这为进一步释放中国企业跨国投资的活力和提高投资绩效提出了更多的挑战。这也促使本文深刻反思:中国企业管理层在实施跨国并购决策中是否存在着过度自信等非理性的因素?过度自信的非理性因素对并购后绩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是否可以从文化距离这一新视角来探索:“一带一路”沿线投资中，对东南亚地区的投资流量和投资增速为什么远高于其他地区?东南亚、中东欧国家与其他国家的投资环境有什么不同?这些问题的探讨对于进一步提升中国企业跨国投资水平和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具有很好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基于上述背景，本文根据管理层自大假说、外来者劣势和组织学习理论，以沪深两市2016～2017年A股上市公司发起的跨国并购事件为研究样本，利用Zephyr、CSMAR、Wind等专业数据库，实证研究了管理层过度自信和文化距离对于企业跨国并购绩效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究了跨国并购经验对这种影响的调节作用，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1)运用事件研究法分析发现，在事件窗口期内，53％的并购样本累计超额收益为负，即超过半数的跨国并购企业并未在跨国并购中获得财富效应。这说明，市场投资者对跨国并购绩效的预期存在着担忧。这与从全球来看，跨国并购最终能达到预期目标的不到50％，而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尚处于初级阶段，并购的失败率可能会更高的经验判断是一致的。
(2)管理层过度自信会对跨国并购绩效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验证了管理层自大假说。管理层在国内实业和资本市场的成功，往往会带来高估自己能力的自信，从而更容易产生控制幻觉，表现为实施跨国并购时盲目乐观，在对当地社会人文、法律环境等风险认知不足的情况下，对El标企业的价值评估出现较大偏差，继而增加了企业的投资风险和财务负担，对跨国并购后的绩效实现产生了负面影响。此外，并购公司规模对公司跨国并购绩效的影响显著为正，说明规模越大的公司越有实力完成并购后的资源整合，从而实现企业价值的增加。并购方总资产增长率对公司跨国并购绩效的影响显著为负，可能的原因是由于代理问题的存在，管理层以私人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进行了非效率的投资交易，损害了公司价值。
(3)通过在模型中构建文化距离的二次项，发现文化距离与跨国并购绩效间呈“倒U型”关系，即适度的文化距离会促进企业的学习和创新，此时文化融合的协同收益大于因跨国产生的协调成本，从而对企业跨国并购绩效带来正面影响。但是，过大的文化距离则会加大资源整合的难度，使企业经营决策面临较大阻力，此时文化融合的协同收益小于协调成本。为了进一步验证这一结论，本文将并购样本按照文化距离大小分为三组，实证发现，第一组即文化距离较小的样本对并购绩效的影响显著为正，而第一组跨国并购目标方多位于东亚、东南亚地区，这也对近年来在“一带一路”投资中，东亚、东南亚地区的投资流量和投资增速都远高于其他地区这一现象做出了合理的解释，从侧面佐证了“一带一路”倡议在将中国的产能优势、技术优势、资金优势、经验与模式优势转化为市场与合作优势上的高屋建瓴。第三组即文化距离较大的样本对并购绩效的影响显著为负。该结果支持了文化距离非线性作用论，也告诫，推进“一带一路”倡议要重视克服文化距离等所带来的外来者劣势。
(4)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东道国的跨国并购经验表现出显著的经验学习效应。当公司在并购交易发生前有同一国家的并购经验时，这种经验可以帮助企业管理层作出更加客观的经营决策，降低由于管理层过度自信对跨国并购绩效带来的损害。企业也可以凭借自己积累的东道国相关经验灵活调整企业的战略部署，对外部环境做出积极的适应，从而削弱文化距离带来的外来者劣势对跨国并购绩效的负向影响。然而，对于虽然有跨国并购经验，但后续投资并非发生在原投资东道国时，这种非东道国的跨国并购经验的回归结果则不显著，经验误用效应未得到验证，说明企业会根据不同的投资环境来选择适用的并购经验，而不会盲目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