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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愈发深入而广泛、且中国国力与文化力日渐增强之时，学者们也更加注意研究中国形象在域外各国的各类文本中被想象和塑造的历史。这种研究既有利于摸清中国作为“他者”时所承载的注视国的自我意识与文化心理，也有助于中国对自身传统文化和思想精髓的再认识和在对外文化交流与外交实践中摆正心态。这其中，中国在俄(苏)的形象显然是重要一站。
本文以中国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中十年(1950-1959)的报道历程为基础研究，来观察中国作为一个“社会集体想象物”在苏联官方意识形态中的地位。鉴于此，本文的整体结构和论述都将主要在十年《真理报》大量有关中国的文本中和苏中从建交到“分裂”之前的历史框架内展开。在20世纪50年代苏中关系特殊化的历史语境下，重点考察中国形象在被建构的过程中所呈现出的某些特征和规律性，并摸清这些特征与规律所反映出的苏联在这个特殊时期的文化心理和自我意识，以及这种心理和意识同整个俄罗斯传统思想文化之间的传承关系。
本文以形象学为总体切入视角，在微观研究方法上，则根据研究过程中的具体问题辅以新闻传播学的统计方法、符号学理论、结构主义分析、后殖民批评、“他者”理论等文化研究手段。力图在最大程度上科学地挖掘文本背后的信息和意义，也尽自己之力展现跨文化、跨学科的研究方式对形象学发展的切实贡献。
除绪论和余论外，本文由五章构成：(一)在强邻与弱友之间摇摆：中国形象在俄罗斯的流变史；(二)完美轮廓：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真理报》中的概貌；(三)兄弟、盟友和美好新世界：中国形象的神话化：(四)单面形象的多维支持：“中国兄弟"的形象学构成原理；(五)政治的“兄弟”与文化的“他者”。第一章与第五章属于历时性文化探源或总结，此为“经”；中间三章是对《真理报》文本逐层深入的分析，此为“纬”。经纬相交，构成一幅以俄罗斯整体文化观为网格，苏联特殊时期文化现象为重要节点的全景图。
绪论首先指出考察俄苏文献中的中国形象对研究俄中文化、文学交流和思考俄罗斯传统文化理念的价值和意义；接着就形象学研究及其他辅助文化研究方法进行必要说明；然后提出选择1950-1959年这个时间段和《真理报》这个主要研究材料的原因；最后在分析论文学术价值与国内外研究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论文主题和基本思路。
正文第一章：在“强邻”与“弱友”之间摇摆：中国形象在俄罗斯的流变史。
本章的主要任务是历时性地梳理中国形象在俄罗斯历史中的演变，从而为整篇论文提供一个宏观的视野。沙俄时代与苏联解体之后的中国形象都呈现褒贬不一、视角多样和形象多元化的特征；而苏维埃时期的中国却为单一化形象，中国形象的丰富程度在俄罗斯呈现了“沙漏型”的演变过程。以此形态分为三节展开。第一节细述中国形象在俄罗斯的想象中从地理意义到经济意义再到人文意义直至喜忧参半的政治意义的复杂变化，但有关中国固有特征的“套话”已经形成。第二节专注于厘清苏维埃政权成立之后，苏维埃俄国和后来的苏联出于意识形态的质的变化而力图塑造全新的中国形象。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中国从中国共产党开始受到共产国际的领导和援助到新中国成立，形象逐渐趋于一元化。诸多传统而多元的形象“素”被遮蔽，中国形象随着苏中关系的大起大落也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第三节则梳理了苏联解体之后的新俄罗斯对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的多元化认识和想象，以及这背后隐藏的新俄罗斯国家的自我文化反思和政治心态。
第二章：完美轮廓：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真理报》中的概貌。
《真理报》作为苏共中央机关报，是苏联官方话语或主流意识形态的最佳代表。而新闻文本本身也是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一类重要的副文学产品。因此本章第一节首先论证媒介研究同形象学研究的密切关系；第二节便从历史沿革、文化影响力和研究价值等方面论证了选择《真理报》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原因；第三节则进入对十年《真理报》所有关于中国报道的定量和定性分析。采用了新闻传播学的统计方法，直观说明了中国形象在苏联公众视线中的出现频率和媒体态度倾向性。
第三章：兄弟、盟友和美好新世界：中国形象的神话化。
从上层建筑到经济基础，苏联在一切领域的成就及其导致这些成就产生的领袖和民众，无不在官方宣传中被神话化。苏联的文艺宣传模式也以其“政治至上”和“报喜不报忧”的原则在社会主义诸国中起到了独特而强大的影响。这种被简化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宣传模式被《真理报》全面继承，对中国形象的建构也形成了一整套固定的话语系统和思维定势。本章通过三步话语分析来观察当时苏联整个官方话语系统的特征在《真理报》相关文章中的表现，从而把握中国形象在20世纪50年代的苏联的生成机理。第一节在解析苏联话语模式的基础上结合具体文本总结了《真理报》在建构中国形象时常用的话语模式；第二节则从符号学与神话理论的角度探讨中国形象在《真理报》中不断被神话化的过程；第三节从苏联官方意识形态中找到了让这种话语模式和神话合法化的原因。
第四章：单面形象的多维支持：“中国兄弟”的形象学构成原理。
本章结合前面的研究成果，从关乎语境的外部研究回到了文本的内部研究。既回归形象学的基本研究方法，也回到了本论文研究的终极目的：中国形象在苏联时期是如何被精心建构的；这背后究竟表达着苏联怎样的文化心理；在中苏蜜月期(1950-1959)的十年中，中国形象作为一个社会总体想象物究竟是怎样在苏联文化体系中成为了一种象征。方法上本章完全采用法国形象学研究代表人物巴柔的研究体系：第一节找出构成整个20世纪50年代《真理报》中中国形象的词汇网络，使得形象在我们对文本结构逐层分析中逐渐清晰；第二节在大量同时代的文本中去寻找对《真理报》中中国形象的互文性证据，将中国形象单面性的特点阐释得更加明确；第三节又回到《真理报》中的具体案例，从“特写”和“游记”这两类最具文学特色的文本中找出被文学话语掩盖的单面性特征。
第五章：政治的“兄弟”与文化的“他者”。
俄罗斯与中国的特殊地缘政治关系和中国形象在俄罗斯历史中的多变性，决定了苏联对中国的支持和隐忧。隐忧直接导致苏联对中国的意识形态控制；而俄罗斯传统的亲欧性和自我文化崇拜，使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缺乏普遍的、大众化的求知欲。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在苏联时代几乎完全被政治遮蔽的重要因素。中国对于俄罗斯，尤其对于当时的苏联来说，是政治上的“兄弟”，却是文化的“他者”。苏联树立自身的国际权威和强调社会主义思想的政治需要决定了它塑造中国形象的唯政治性；而东西方文化差异却造成了它对中国文化的疏离感。第一节结合俄罗斯传统思想中的救世观念、苏维埃文化的一元性和地缘政治上俄罗斯历来对中国的隐忧三个方面来讨论苏联塑造中国“兄弟”形象的唯政治性；第二节则结合苏中文化交流失衡的实际数据与事件，从民族起源、文化起源和宗教起源的角度来追溯俄罗斯本身的自我历史定位，以观察是否由这种历史定位决定了它在各级对外关系中确立最高权威的惯性。
余论：走出“兄弟”之维。
余论的目的在于重申和延伸本论文的研究目的：形象学研究既让我们认清了“注视国(我)”苏联彼时的自我意识，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作为“被注视国(他者)”的中国在这种强势语境中的失语。只有进行与苏联模式相异的身份识别，才能明确中华民族这个“他者”和塑造中国形象的苏联这个“注视者”各自的集体无意识和精神向心力，从而真正走出萦绕我们半个多世纪的“兄弟”之维，确立彼此间合理的观察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