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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都来自西方，而且从传入的时间上来看，自由主义要先于马克思主义。这两种社会思潮似乎从一开始就处于难解难分的境地，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无疑占据了上风。20世纪40年代后期，自由主义经历了短暂的黄金时期之后逐渐归于沉寂。20至40年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有过交锋，双方在社会改造的手段、民族复兴的道路等问题上提出了不同的见解。在苏俄的影响下，近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努力效法的自然是苏俄的革命道路。而近代中国自由主义者却对苏俄革命以及苏俄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持保留态度。 本文依据大量近代报刊资料和历史人物的著述，梳理了近代中国自由主义者对1917年的俄国革命以及此后苏俄的政治体制、经济建设和思想文化领域的看法与评价，从一个侧面反映近代中国自由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为什么近代中国自由主义者不接纳苏俄的暴力革命方式而选择和平改革的道路？自由主义者为何要将苏俄的共产党政权划归独裁政治的范畴？苏俄经济建设所取得的成就以及流行一时的统制经济对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者有何借鉴意义？在爱自由胜于爱面包的自由主义者看来，苏俄定于一尊的思想文化又意味着什么？这是本文力图解答的问题。不可否认的是，近代中国自由主义耆对苏俄进行全方位的考察是为了寻求更好地解决中国问题的现实道路。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中国的进步分子在五四时期开始分化，以胡适为首的自由主义者虽不否认俄国革命的历史价值，但从骨子里来说反对暴力革命。胡适的好朋友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将俄国的十月革命看作人类新文明的曙光，并从此走上了追求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与自由主义者渐行渐远。近代中国自由主义者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看法与马克思主义者完全不同，他们认为近代中国社会没有严格的阶级对立，因而否认阶级斗争理论。对于苏俄所倡导的世界革命，近代中国自由主义者表示不希望中国成为世界共产主义与反共产主义斗争的牺牲品。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上，近代中国自由主义者希望通过和平改革的方式统一国家并使之繁荣富强。 近代中国自由主义者从组织严密的苏俄共产党入手，考察了苏俄的政治制度。通过分析苏俄共产党的性质及两次大规模的党内斗争风潮，自由主义者将苏俄划归独裁政治的典范．对于国民党政府仿效苏俄所实行的党治，有自由主义者认为这是达到民治的必由之路。更有自由主义者主张中国应该经过一个所谓专制时期，才能完成武力统一．类似的观点，在自由主义者内部引起了一场关于民主与独裁的大讨论。诚然，主张在中国实行新式独裁的自由主义者，并非反对民主政治，只不过在他们看来当时的中国并不具备实现民主政治的条件。自由主义者心目中的最终理想还是实现民主宪政。他们认为，民主宪政不是一个空洞的目标，而是一个生活的过程。在一部分自由主义者看来，民主不仅仅体现在政治层面，还应该包括经济方面。 有少数自由主义者指出，苏俄虽然没有政治民主，却有经济民主，这与苏俄第一个五年计划在经济领域里取得的成功密不可分。通过对“一五”计划中工农业发展情况的考察，不难发现，快速工业化是以牺牲农业和轻重工业比例失调为代价的。在近代中国自由主义者看来，苏俄人民的日常生活完全出自苏俄政府的经济统制。在世界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苏俄政府经济建设所取得的成就及其经济制度自然吸引了近代中国自由主义者的目光。但这并非意味着所有自由主义者都赞同采用苏俄的经济建设模式，只不过他们所向往的是苏俄政府努力实现人人有粮食吃、有衣服穿、有房子住、有工作做的那种状态罢了。 尽管苏俄政府倾注心血增进劳动者的文化共同福利，但与欧美等国相比，苏俄人民的思想文化生活是单调的。对于苏俄哲学界所尊奉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近代中国自由主义者提出了质疑。部分自由主义者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简单地等同于经济史观，并予以批评。根据在苏俄的种种经历，自由主义者发现苏俄人民的思想言论自由受到了极大的束缚。不过，撇开苏俄教育方针中主义教育的一面不谈，自由主义者对苏俄的职业教育表示认可。有些自由主义者认为，苏俄政府特意在一些文化艺术的形式中加入意识形态方面的宣传。近代中国自由主义者对苏俄当局在思想文化层面的统制无法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