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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提出宋明道学到王船山那里，心性才与实际的政治操作真正紧密地内在关联起来，并有效地解释实际的历史。本文以船山经学与史论为中心来讨论此点。
第一部分讨论其《读四书大全说》、《四书训义》、《周易外传》等经解将心性与政治实践的关联落实于“志”、“量”、“识”，以及“心有广大深远之术”。志是“心之所之”，“其位有定向，其体可执持”，持志在于一于善不可易。持志是政治之大本，政治是有所坚持，坚持是基于天赋予人之性之善。心之所规就有量与之并生并育，量有“善量”、“大人之心量”，“涵天下之最”。识是识见，必有其识而后有其量，量因于志。志、量、识三个合在一起才是船山心性之学完整的落实。船山认为心本有无穷之术，广术则在学问思辨、格物穷理之事。接下来讨论他将其经解中的“志”、“量”、“识”以及心术观贯穿于其晚岁所著史论《读通鉴论》、《宋论》的具体政治史的分析之中。
第二部分则讨论心性之学落实于政治的实践者“大臣”身上，并讨论“大臣之道”。船山以大臣之难得，是与其对历史上“功名之士”、“直谏之臣”、“意气之士”、“清高之士’，、“疏庸之士”、“游士”等各种士的辨析与批评联在一起的。
本文最后一部分会探讨船山在其经学、史论中对于心性之学与大臣之道的思考与其本人在南明永历王朝的刻骨铭心的政治经验之间具有血肉般的关联。而船山去世一百多年后被晚清曾国藩、郭窝燕、左宗棠，维新派谭嗣同、梁启超，革命党章太炎，共产党人毛泽东等以不同的方式运用，这说明船山所提出的问题还未解决，船山还处于未完成状态，所以会被一次次提起。
本文提出船山所解释的心性能否在今天成为政治哲学、原理性的高度？心性，在心上下工夫，政治的最精微处，这一谈论政治的方式在现代政治中己罕见，这恰恰暴露出现代谈沦政治的方式反而是简单而粗暴的，缺少传统的细致耐心。重新回到这一方式，才有可能审视现代政治中根本的缺失。本文同时第一次提出“经学政治学”、“历史政治学”之议题。
第一部分讨论其《读四书大全说》、《四书训义》、《周易外传》等经解将心性与政治实践的关联落实于“志”、“量”、“识”，以及“心有广大深远之术”。志是“心之所之”，“其位有定向，其体可执持”，持志在于一于善不可易。持志是政治之大本，政治是有所坚持，坚持是基于天赋予人之性之善。心之所规就有量与之并生并育，量有“善量”、“大人之心量”，“涵天下之最”。识是识见，必有其识而后有其量，量因于志。志、量、识三个合在一起才是船山心性之学完整的落实。船山认为心本有无穷之术，广术则在学问思辨、格物穷理之事。接下来讨论他将其经解中的“志”、“量”、“识”以及心术观贯穿于其晚岁所著史论《读通鉴论》、《宋论》的具体政治史的分析之中。
第二部分则讨论心性之学落实于政治的实践者“大臣”身上，并讨论“大臣之道”。船山以大臣之难得，是与其对历史上“功名之士”、“直谏之臣”、“意气之士”、“清高之士’，、“疏庸之士”、“游士”等各种士的辨析与批评联在一起的。
本文最后一部分会探讨船山在其经学、史论中对于心性之学与大臣之道的思考与其本人在南明永历王朝的刻骨铭心的政治经验之间具有血肉般的关联。而船山去世一百多年后被晚清曾国藩、郭窝燕、左宗棠，维新派谭嗣同、梁启超，革命党章太炎，共产党人毛泽东等以不同的方式运用，这说明船山所提出的问题还未解决，船山还处于未完成状态，所以会被一次次提起。
本文提出船山所解释的心性能否在今天成为政治哲学、原理性的高度？心性，在心上下工夫，政治的最精微处，这一谈论政治的方式在现代政治中己罕见，这恰恰暴露出现代谈沦政治的方式反而是简单而粗暴的，缺少传统的细致耐心。重新回到这一方式，才有可能审视现代政治中根本的缺失。本文同时第一次提出“经学政治学”、“历史政治学”之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