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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越南抗法战争至老挝危机初期，印度支那共产党与其后的越南劳动党不断强化对老挝革命的指导应援，并完成了对“越老特殊关系”的正当化诠释，形成了足以统合全党的普及叙述，实现了越老两国革命从宏观战略到政策观念的全方位对接。印支共/越劳党的对老工作尽管存在一系列问题，但毕竟使老挝党在本国革命基层建构远未完成的情况下，获得了与自身实力并不相称的军事声势与政治地位，具备了可供立足的后方基地与稳定的外援倚靠。其间中共曾通过制约越、寮方斗争冲动，促成越南“志愿军”撤出老挝，暂时达成了维系1954年日内瓦协议效力、落实老挝“中立”定位的目标。而中方直接表露的冷淡态度，以及通过越方传递的审慎信息，客观上也使老挝党的行动受到了某种制约，在战后政治斗争中处于被动地位。中共中央虽主张“大党小党一律平等”，且对越劳党过度干预老挝革命多有不满，但仍长期接纳并强化了后者援老革命的“一线位置”，其决定因素主要为：对国际共运地区逐级分工原则的遵从、将老挝内战视作越南抗法战争延续的思维定势、对老挝内战波及南部边疆的担忧、争取越寮反修的策略需要、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等概念的定义宣示，以及对东南亚革命的全局考量。越南借助抗法战争赋予“越老特殊关系”的“正当性”，将自身对印支革命的领导与以中共为首的亚洲革命格局相衔接，从而牢固确立了对老挝革命的“合法垄断”地位。越方政策受到印支共传统、自身安全需要、中国干预态度等内外因素的突出影响，经历了一个拓展与收缩交替进行的建构过程，其实践模式或尚未成熟，但基本要旨却鲜经转折。而中方则因受制于国家安全与反修路线的错综羁绊，在老挝斗争的具体方针上不免反覆。中共对国际主义与国际分工的变通诠释、对自身革命经验的主动灌输、对援老革命政策抵牾，特别是越劳党强势姿态的回避迁就，均使中越双方难以实现彼此援寮方针的真正统合。中越在援老革命问题上的“路线分歧”自60年代初逐步升温，中共逐步越过印支革命分工的传统“法理界限”，由“二线”走向“一线”，遂成难以遏止的发展趋势。“谁来领导革命”与“革命如何进行”的现实纠葛、中国援老政策与对越政策的内在张力，伴随老挝问题的发展而始终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