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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社会既是评价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的标志，又是积累治理经验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最佳场域。"合作治理"逐渐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集成者，合作如何发生又何以维系成为治理讨论的焦点。文章通过对郝堂试验"内置金融"与"生态共治"的实施动因及效果的梳理，勾绘出合作治理得以发生的原点和得以维系的增长点。以此为基础，阐释了治理创新的政策、项目与服务三个层面的协同条件。结合郝堂试验的潜在风险及其控制思路，初步比较了"资本模式"与"草根模式"的不同创新路径，并继而探讨郝堂试验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