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关于"诗言志"问题，已有众多论述，本文补析，主要从礼仪制度的层面来立论，内容涉及三点，一是志有"标识"之义，即是说，所谓"以诗言志"，就是将"诗三百"当成一种标志来看待，是将其作为一种礼仪制度中区分等级的标记徽帜用以规范人们的礼仪行为。二是"志"作"情志、怀抱"解时，应用在各诸侯国及大夫间的交往中要区分所表达的是群志还是己志、是公志还是私志。三是所谓"赋诗断章，余取所求"并不能完全"随心所欲"，它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关于"诗言志"问题，已有众多论述，本文补析，主要从礼仪制度的层面来立论，内容涉及三点，一是志有"标识"之义，即是说，所谓"以诗言志"，就是将"诗三百"当成一种标志来看待，是将其作为一种礼仪制度中区分等级的标记徽帜用以规范人们的礼仪行为。二是"志"作"情志、怀抱"解时，应用在各诸侯国及大夫间的交往中要区分所表达的是群志还是己志、是公志还是私志。三是所谓"赋诗断章，余取所求"并不能完全"随心所欲"，它还要受到某种规则的制约和限制，尤其是在表达公志之时，更必须遵守"歌诗必类"的原则。但"歌诗必类"除示"恩好"之义外还有另一层含义，即赋用何诗要遵守礼仪等级的规定，要与主人或宾客的地位身份相符合，不可越礼僭行。虽三点分论，但其间关系密不可分。
其他文献
本文对唐伯虎的“续写”问题进行了探讨。唐伯虎五百年前曾有声有色地生活在江南的“金粉福地”。关于他的趣闻轶事，在他身后的四百余年间喧传不已。“唐伯虎”这个名字连同他曾经包蕴的文学内涵一起，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文艺作手进行再加工，从而发酵、膨化，产生了一大批既相关又不相联的作品。
本文对散文的柔性美进行了探讨。文章阐述了欧阳修、朱自清散文所具备的纤徐婉曲，流韵始远、蕴蓄吞吐，含意更浓、平易自然，传情尤切、清音幽韵，其味无穷等特点。
在晚明至“五四”之间三个多世纪波澜壮阔的历史演进中，蕴含着许多耐人寻味的理论课题。本文从士林风尚的转换入手，阐述了晚明至“五四”时期中国文学所经历的变动，以及这种变动所给予我们的启示。
本文对古今流行歌曲的文学演变进行了探讨。文章围绕“流行歌曲”的释义、流行歌曲的时代性、社会情绪与个人情绪的交响曲、二十世纪中国流行歌曲的新变等进行了阐述。
苕溪渔隐，又叫苕溪渔叟，别号，真名叫范锴，乌程南浔镇人。《南浔镇志·人物志》从范锴的先祖明祭酒范应期开始，到范锴哥哥的儿子范来庚，都一一作了介绍，使我们知道，这一家族，世代都是书香门第。但传中一未提到范锴还有红学著作《痴人说梦》；二没有指出范锴的生卒年。本文对范锴的家世出身、生平经历、诗词创作，红学研究及其成果进行了研究、评介。
王伯沆(1871-1944)，名瀣，字伯沆，祖籍江苏溧水。曾一度为上海某局编书，后应聘南京陆师学堂国文教习。从1915年起在南高、东大、中大执教数十年，抗战胜利前夕病逝南京。辛亥革命以后，对(红楼梦》继续进行评点，用功最深、成就最大的要算王伯沆了。本文从以下方面论述：一、对《红楼梦》思想主题的认识。二、关于《红楼梦》的情节结构。三、对词语与典故的考释。四、关于作者与版本的探讨。五、王伯沆评点的评价
本文对《纂注杜诗泽风堂批解》与诸家注杜进行了比较研究。文章认为，泽堂通过自己对杜诗的研读，能针对各家注，特别是“稍优”的赵次公、蔡梦弼、黄鹤及刘辰翁等人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无论是对诗歌的写作时间还是诗中历史事件的分析，还是对诗歌的解读，都有自己的判断与理解，虽偶有不够精准之处，但更多的是精彩的论断，应引起更多的关注与重视。
本文对中古音乐新声与文学新变进行了探讨。文章围绕音乐新声的特点、中古音乐新声的观念演化、音乐新声与文学新变的互动、音乐新声对文学新变的反制作用等进行了阐述。
唐诗文献中，韩琮、韩溉、韩喜三人一字题的七律咏物诗，存在着重出互见情况，由于文献阙如，此前未见学者进行深入研究。本文根据五代徐夤集中存在次韵诗的事实，推断存世文献中题为韩溉、韩喜的单题诗均为韩琮所作，并对该诗的传讹情况进行了梳理，以期对古籍整理有所助益。
《诗经》是诗，是文学，汉代起成为经，据王应麟《困学记闻》，《诗》在汉初早于诸经置博士列学官。二千余年来的诗经学，主要是义理和训诂的讨论。清代是经学尤其是诗经学的鼎盛期，异彩纷陈，学者大多谨严慎密，引据赅博，较诸汉、宋，后出而转精。清代的《诗经》学者中，若论能超脱门户，不大卷入派系家法之争者，今多推崇姚际恒(1647—17157)、崔述(1740—1816)、方玉润(1811-1883)等。本文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