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教-学”论与《中庸》“教-化”论--儒家君主困境与可能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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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儒家政教在现代政治映衬下有时显得封闭而专断,辨析《大学》"教—学"论与《中庸》"教—化"论有助于剖析相关症结."教—学"首先表现为"知识传承",被传承的"知识—理解"显得像是现成之物,故不被视为有待解决的实质性问题."教—学"论者因而更注重"知而不行—意志软弱"问题,在强调"诚其意"的同时,将"声色威势—逼民就范"视为必要的政教手段.但是,执政者(施教者)所持有并力推的"知识—理解"未必是"真知",基于"教—学"意识的政教模式因而潜藏着将执政者(施教者)的"知识—理解"偏差放大为社会灾难的风险.《中庸》通过精心选编孔子语录,展示了"真知"问题的普遍性.作为处理方案,《中庸》转而高举"天命之性"概念,倡导在"率性"中体认"真知".但"真知"问题具有吊诡性,"率性"虽然被设定为"真知"的起点,但对之同样可以追问"何为真正的率性/如何做到真正的率性"?《中庸》后半篇触及到了此一问题,并进而诉诸"至圣—教化"或"神师—感化",作为解决问题的最后保障.但是,由于缺乏具体的制度或机制,在现实政教实践中,"教—化"势必退化为"威势—教学",而重蹈后者之覆辙.预设"率性自明",并设立"执政者以权威姿态坚持现有政见共识—率性者通过特定渠道表达自己的异见—在率性意识中相互承受压力并达成新的政见共识"机制,是走出困境的可能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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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一书,涉及君子2的论述共计八十二处.通观这些论述,可以发现《孟子》不仅继承了《论语》的君子观,而且还做了丰富和发展.为了较为详尽地把握《孟子》的君子观,需要具体分析其君子观的主要内容,进而揭示其当代价值.总的来看,《孟子》君子观展示出四个主要面向,即君子的本性、君子的修为、君子的教育和君子的理想.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社会主义新人的过程中,《孟子》的君子观依然具有其独特的时代
荀子对与精神修炼有关的话题高度关注,他主张人心建构起"价值的秩序"的最终支持来自于"道",从工夫上来说,则是由于心灵因有"征知"而能"知道"。普通人应首先了解"道"的真相,然后再通过有效的修身技术来引导自己按照这种正确的方式生活,使自己成为所谓的"君子"。改变自己的努力,则在于如何去"伏术为学",通过"积善而不息"的过程,达到"化性起伪"的效果。专注于精神修炼方面,荀子的"心术"依旧从孔孟之间儒者已经开辟出的分别与理智德性和道德德性相关的思与气两个维度上展开,在实践上呈现为"解蔽"的问题与"治气养心"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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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旨在解构两千年来的一个传统观念——荀、孟之争是人性善恶之争,并基此对荀、孟之人性观作出重新把握和诠释.认为,传统所遵循的逻辑犯下了一个前提性错误,把原本不确定的、本属结论的概念当成了确定的、无可争议的事实和前提:荀、孟人性论之争,绝非如文字、表象所直观显示的那样是"性恶"、"性善"之争,而是一场基于当时语境的名实、概念之争,也即是"性"概念如何使用、"人之所以为人者"如何命名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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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大学》出发,阐述了作为中国文化精神的内圣外王思想.具体探讨的内容有:一、今天为什么要讲内圣外王之道?二、《大学》及其主旨:内圣外王之道;三、朱熹与王阳明的"格物致知"思想;四、天人合一:内圣外王与万物一体;五、内圣外王之道在今天的意义.
《史记》记载,董仲舒,广川人也.史记中记载的广川为当今衡水的枣强县和景县交界处.另外,此处与河北沧州界亦相聚咫尺之遥.本文对董子故里不做考证,以景县和枣强县交界处及附近地区为董子家乡.衡水的书院在元明清时期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按照时间顺序,元代的衡水只有景县的董子书院一所.明代衡水的书院主要有:武邑县的观津书院、饶阳县的近圣书院、深县的恒麓书院、枣强县的大原书院、冀州市的□□书院、衡水市的育贤书院
董仲舒的气论思想是相当系统的,其由元气、天气、人气等几个部分组成.其中,元气是董仲舒气论的基础,其是由本体"元"最先生出的气,是宇宙间一切气的本原.元气经过分化之后,最先生出天气,如阴阳、五行等气.而人气则指与人相关的血气、性情之气等.这种人气是源于天的.天施加给人的气并非皆是中和之气.但人可以通过后天的"养气"工夫,最终达到与天道一致的"中和"状态.
在"四书五经"当中,君主是上天为民众而设立的;君主应当具有与天地参的德行,以此影响民众;君臣之间有着天然的尊卑之别,君臣皆应当按照自身等级相对应的礼来行事.在《圣经》当中,君主是在民众的要求下设立的,民众之所以要求设立君主是企图用君主取代耶和华,这在耶和华眼中是悖逆的行为;君主的本质是剥削民众的,因此应当对君主的权力加以限制,神权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对王权形成制约;通常情况下,臣对君应当持敬畏和顺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