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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20 世纪90 年代以后进入了大众日常抗争频发的时代，呈现出“有抗争、无运动” 的独特抗争景观。国内外学者运用西方经典社会运动和抗争政治理论，对此进行了各种理论解释 和预测。然而，这些解释和预测似乎都缺乏足够的说服力。中国的社会抗争是“非同步转型”必 然产物，中国社会抗争的共性是依托营造“相互作用空间”的抗争。抗争者通过营造“相互作用 空间”使“国家—社会”的紧张关系骤然升级，有效地将之转换成政治压力，并藉此把握隐匿在 “维稳”链条中的抗争机遇。“有组织”和“反政权”这两条底线构成了“相互作用空间”的边界。 政治国家通过这条边界提高了社会抗争的可控性，在可控的范围内，社会抗争被纳入人民内部矛 盾范畴。转型期人民内部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权利意识、利益诉求与不适应的制度保障能 力之间的矛盾。社会抗争在舞台、压力和目标等方面全面替代了社会运动。以再造空间把握抗争 机遇，以有限抗争替代持久运动，以可控弹性实现抗争再生产就是中国特色的“可控式弹性抗争”。 它既是中国社会抗争的发生逻辑，也是中国社会抗争频发、但缺乏明显周期性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