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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政治的“解严”，台湾的各种民间运动蓬勃兴起，反体制、反主流开始成为一时的潮流。在日趋多元的社会格局下，台湾美术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活跃，各种思潮和艺术手法蜂拥而起，形成众声喧哗的繁杂景象，所谓的“当代艺术”犹如发酵般地成长起来。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传统艺术方式的日渐边缘化。这一态势，直接导致了台湾美术与中原母体文化裂痕的加剧。反过来看，台湾美术与中原文化传统的断裂为新艺术的诞生提供了条件，许多台湾艺术家对这一点坚信不疑。台湾美术的特殊性正在于此。解读这一特殊性不仅是认识台湾美术的根本性课题，也是估价其意义的根本所在。台湾美术的独特性格从日据时代就开始酝酿、生长，随历史情境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变异状态。它在20世纪90年代的性格表现为两点一、当代艺术的主流化；二、当代艺术的体制化。当代艺术主流化包括创作和思想两个层面。在创作上，西方当代艺术各类形态、方式的横向移植与本土改造渐成大势；在意识形态层面，则突出表现为颠覆传统、解中心主义、强化“台湾意识”、去中国化和社会批判意识的盛行。体制化方面的情境具有浓厚的讽刺意味：以反体制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的当代艺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却被官方体制所收编，摇身一变成为主流化的创作方式。打着反体制旗帜而兴起的台湾当代艺术，不经意间竟制造出了当代艺术的体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