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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文坛对欧阳修的接受，大致可分为前、中、后三期。前期，众多学者文士，对欧阳修的人格、学术，特别是文的成就，多所称扬。个别的如冯班，在文学、史学、经学方面对欧批评甚多，有合理的部分，但不少失之偏激。中期，桐城派对唐宋文十分重视，欧阳修自然深受尊崇。桐城派或非桐城派的学者，都对欧阳修在中国文学史上的贡献，给予充分的肯定。姚范论文，强调唐与宋、韩与欧的差异。方苞、刘大櫆、姚鼐通过古文选本的编纂，扩大唐宋文的影响。他们欣赏欧文的情韵深美，遴选欧文以富于情韵的序、记、志铭为主。后期，欧阳修研究呈现沿袭与变化并存的局面。刘开以为不仅要学韩、欧，更要学《史》、《汉》，并进而学六经及诸子百家。曾国藩编《经史百家杂钞》，强调宗经。他继承姚鼐的阳刚阴柔说，指出应以阳刚补阴柔所固有之不足，亦视欧为阴柔的代表人物。理学家方宗诚则谓欧为“道之浅焉末焉者”。吴汝纶既热衷于古文的传播，点评欧文；又称赞严复以古文翻译《天演论》，谓“新旧二学当并存具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