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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过去的2015年，世界经济增长缓慢。股市、汇市大幅震荡，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下滑。不少资源出口型经济体遭受严重打击，陷入经济衰退。主要大国货币政策分化趋势明显，给世界经济的信号错位;世界地缘政治环境恶化，给经济增长增添了复杂和不确定因素。全球治理规则之争进入实质性博弈阶段，大国关系处于深刻调整之中。
中国经济虽然增速稍有放缓，但在世界各国中继续“异军突起”。对10万多亿美元的第二大经济体来说，6.9%的年度经济增速已相当可观。中国经济的新常态正在结构调整、创新发展的道路上稳步推进，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持续超过25%，继续承担着拉动世界经济的火车头的作用。然而，中国困难增多，改革进入“深水区”。各国对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和谋求全球治理改革的努力继续寄予厚望。
进入2016年，拖世界经济增长后腿的因素将持续发酵，相互影响，预示着今年经济总体环境难以根本改善，经济局势将更加动荡不稳，各国需要有充分的思想和政策工具的准备来加强协调与合作，及时排除阻碍经济增长的“路障”，以新的发展理念引领经济增长，逐步恢复世界经济发展势头，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和全球性经济危机。
对全球化时代的世界经济而言，各国经济相互依存和相互影响前所未有。不研究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就不可能很好地制定和调整自己的发展战略。2016年需要特别关注以下方面的动态变化。
今年起步不利，全球股市大跌，不到两星期已损失逾4万亿美元。中国上、深两股市下跌近20%，美国、欧洲和日本股市主要指数也下跌10%，引起一片恐慌，进一步打击了市场和投资者的信心。
世界经济目前确实遭受到周期性和结构性问题的双重冲击。习近平主席在去年底的土耳其G20峰会上点出了经济“病灶”所在：一是经济已基本脱离危机，但复苏基础脆弱，增长动力明显不足;二是国际规则发生深刻变化，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改革进展不利;三是全球宏观经济政策缺乏协调，负面“外溢效应”明显。也就是说，原有科技、产业革命和传统经济体制、发展模式的动能和潜力消退，经济增长新动力难以生成，发展不平衡严重，全球经济治理体制缺陷凸现。世界经济进入低增长周期，调整结构、寻找新增长机遇成为新常态。
在世界经济增长缓慢、各国经济转型不易、金融风险普遍增大的背景下，世界经济危机四伏。据国际机构估测，世界经济2015年增长2.8%，仅比去年的2.6%高0.2%。其中，美、英分别增长2.5%和2.35%，欧元区和日本分别增长1.7%和1.2%。同时，美元走强掀起资金“回流潮”，一些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资源出口为主的国家，货币大幅贬值，债务负担益重，财政拮据，不排除个别国家发生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可能。债务危机继续困扰欧元区国家，希腊、意大利等国的债务“炸弹”随时可能被引爆，进而影响整个欧元区和欧盟经济。
从2008年金融危机到今天，美日欧主要经济体一直采取宽松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刺激没有停止过，一共制造了12万亿“廉价”美元，使得全球债务急剧膨胀，增幅达57万亿美元。全球贸易已萎缩到年均增长3%左右。
“信心比黄金更重要”，世界各国今年面临的第一个挑战，是如何恢复市场信心，避免“羊群效应”。
中国作为轮值主席国，于1月召开了G20协调人第一轮磋商。2月，G20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将聚首磋商，首当其冲的问题都是世界经济的难题以及如何提振市场的信心，防止系统性风险。G20作为全球经济治理首要平台，在树立世界经济信心方面要有持之以恒的努力和强有力的措施。
目前，美欧日三方的货币政策出现了相互“踩脚”的现象。一边是美元持续走强，叠加美联储继续加息预期，一边是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继续推行“量化宽松”和超低利率政策。主要大国经济、货币政策的“分化”，缺乏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和透明，部分抵消了各国促增长、调结构的效果。
由于主要经济体体量大，其经济金融政策的“外溢效应”也较强，需要采取对本国和其他国家都负责任的态度，因此，今年开年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是加强主要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的透明和协调。这是全球化快速发展、各国经济已经结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的必然要求，“同舟共济”的道理应该都明白。
在世界进入金融资本时代以后，美联储的作用远远大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故美联储有必要通过G20、IMF或者位于瑞士的“金融稳定论坛”（FSB）等组织，就下一步的行动作一点通报和商量。作为世界金融体系的领头羊，这样做是需要的，也是有义务的。还应该赋予G20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磋商机制必要的权力，使之能真正行使协调宏观经济政策的职能。
由于世界经济颓势难以根本扭转，今年大宗商品价格将持续走低。尤其是原油价格，自2014年中以来已下降逾70%，今年很可能继续在每桶30美元低位徘徊，有人甚至猜测会跌破20美元。这是世界经济格局周期性的大变化，是全球财富从资源富集的出口国向资源消耗国转移的趋势。据统计，油价下跌相当于给全球消费者每天减税78亿美元。
油价长期走低，给世界经济走向增添了难以预测和控制的风险。对中国、印度、日本等能源进口国来说，这基本上是好事，可以改善财政收支状况;对于依靠能源出口的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来说，则是雪上加霜，会导致收入骤减、货币贬值、资金外流、债务负担加重和财政状况持续恶化。澳大利亚、加拿大、巴西、俄罗斯和南非等体量较大的资源出口经济体尤其需要关注，因为它们的影响面比较广。去年巴西和俄罗斯的GDP分别是3.5%和3.8%的负增长，南非情况也同样堪忧。低油价对美国也未必完全是好事。2015年美国银行给油气行业的贷款大约是2760亿美元，随着原油价格断崖式下跌，其中15%可能会变成“呆账”。而银行损失已经开始外溢至其他经济领域。
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下滑，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冲击不可小觑，特别是对依赖资源出口的国家而言更是致命的打击。而且，一旦这些国家出事，有可能产生系统性风险，危及其他经济体。
地缘政治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今年将更为突出。中东、欧洲、亚洲三大战略板块都有深层次地缘政治矛盾露头，危机潜伏。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大，必定破坏经济环境，抑制投资和贸易，进一步削弱经济发展的动力，这一点毋须赘言。
以西方经济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以及“华盛顿共识”为基础的发展模式出现严重问题后，各国都开始探索新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模式。
2015年，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深入参与全球治理，积极进取，取得了不少进展。譬如，中国牵头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于2016年1月16日在北京正式开张，标志着首次由发展中国家引领的世界金融体系改革的成功。与此同时，丝路基金、金砖国家开发银行、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等新型国际金融机构和安排纷纷出台。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以“共同发展、共同富裕、合作共赢”理念为核心，体现了跨意识形态、跨区域、跨行业的全新国际合作模式，得到包括欧洲大国在内的众多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欢迎。中国的人民币被IMF纳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IMF和世界银行份额改革方案终于如愿以偿。对全球治理体系的这些改革和补充，充分表明全球治理开始从“西方治理”向“东西方共同治理”转变。
2016年，全球治理体制机制改革和国际经贸新规则制定将进入实质性博弈阶段。2016年9月，中国将作为轮值主席国，举办20国集团（G20）杭州峰会。如今G20面临着从全球治理危机应急机制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型的考验，这次峰会，需要交出答卷。
发展道路之争，关系全球治理和国际秩序的重塑，是各国都关心的大事。在世界经济动荡之年，全球治理改革和规则调整直接涉及大国关系和利益调整，牵涉大国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互动。主要大国是真正合作共赢，还是在“零和博弈”的旧思维模式下相互踩脚，今年可能正是“试水之年”。能否避免国强必霸的“修昔底德陷阱”，取决于守成大国与后起大国能否有足够的智慧和担当。
中国经济虽然增速稍有放缓，但在世界各国中继续“异军突起”。对10万多亿美元的第二大经济体来说，6.9%的年度经济增速已相当可观。中国经济的新常态正在结构调整、创新发展的道路上稳步推进，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持续超过25%，继续承担着拉动世界经济的火车头的作用。然而，中国困难增多，改革进入“深水区”。各国对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和谋求全球治理改革的努力继续寄予厚望。
进入2016年，拖世界经济增长后腿的因素将持续发酵，相互影响，预示着今年经济总体环境难以根本改善，经济局势将更加动荡不稳，各国需要有充分的思想和政策工具的准备来加强协调与合作，及时排除阻碍经济增长的“路障”，以新的发展理念引领经济增长，逐步恢复世界经济发展势头，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和全球性经济危机。
对全球化时代的世界经济而言，各国经济相互依存和相互影响前所未有。不研究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就不可能很好地制定和调整自己的发展战略。2016年需要特别关注以下方面的动态变化。
世界经济危机四伏
今年起步不利，全球股市大跌，不到两星期已损失逾4万亿美元。中国上、深两股市下跌近20%，美国、欧洲和日本股市主要指数也下跌10%，引起一片恐慌，进一步打击了市场和投资者的信心。
世界经济目前确实遭受到周期性和结构性问题的双重冲击。习近平主席在去年底的土耳其G20峰会上点出了经济“病灶”所在：一是经济已基本脱离危机，但复苏基础脆弱，增长动力明显不足;二是国际规则发生深刻变化，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改革进展不利;三是全球宏观经济政策缺乏协调，负面“外溢效应”明显。也就是说，原有科技、产业革命和传统经济体制、发展模式的动能和潜力消退，经济增长新动力难以生成，发展不平衡严重，全球经济治理体制缺陷凸现。世界经济进入低增长周期，调整结构、寻找新增长机遇成为新常态。
在世界经济增长缓慢、各国经济转型不易、金融风险普遍增大的背景下，世界经济危机四伏。据国际机构估测，世界经济2015年增长2.8%，仅比去年的2.6%高0.2%。其中，美、英分别增长2.5%和2.35%，欧元区和日本分别增长1.7%和1.2%。同时，美元走强掀起资金“回流潮”，一些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资源出口为主的国家，货币大幅贬值，债务负担益重，财政拮据，不排除个别国家发生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可能。债务危机继续困扰欧元区国家，希腊、意大利等国的债务“炸弹”随时可能被引爆，进而影响整个欧元区和欧盟经济。
从2008年金融危机到今天，美日欧主要经济体一直采取宽松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刺激没有停止过，一共制造了12万亿“廉价”美元，使得全球债务急剧膨胀，增幅达57万亿美元。全球贸易已萎缩到年均增长3%左右。
“信心比黄金更重要”，世界各国今年面临的第一个挑战，是如何恢复市场信心，避免“羊群效应”。
中国作为轮值主席国，于1月召开了G20协调人第一轮磋商。2月，G20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将聚首磋商，首当其冲的问题都是世界经济的难题以及如何提振市场的信心，防止系统性风险。G20作为全球经济治理首要平台，在树立世界经济信心方面要有持之以恒的努力和强有力的措施。
主要大国政策分化
目前，美欧日三方的货币政策出现了相互“踩脚”的现象。一边是美元持续走强，叠加美联储继续加息预期，一边是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继续推行“量化宽松”和超低利率政策。主要大国经济、货币政策的“分化”，缺乏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和透明，部分抵消了各国促增长、调结构的效果。
由于主要经济体体量大，其经济金融政策的“外溢效应”也较强，需要采取对本国和其他国家都负责任的态度，因此，今年开年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是加强主要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的透明和协调。这是全球化快速发展、各国经济已经结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的必然要求，“同舟共济”的道理应该都明白。
在世界进入金融资本时代以后，美联储的作用远远大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故美联储有必要通过G20、IMF或者位于瑞士的“金融稳定论坛”（FSB）等组织，就下一步的行动作一点通报和商量。作为世界金融体系的领头羊，这样做是需要的，也是有义务的。还应该赋予G20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磋商机制必要的权力，使之能真正行使协调宏观经济政策的职能。
原油价格持续走低
由于世界经济颓势难以根本扭转，今年大宗商品价格将持续走低。尤其是原油价格，自2014年中以来已下降逾70%，今年很可能继续在每桶30美元低位徘徊，有人甚至猜测会跌破20美元。这是世界经济格局周期性的大变化，是全球财富从资源富集的出口国向资源消耗国转移的趋势。据统计，油价下跌相当于给全球消费者每天减税78亿美元。
油价长期走低，给世界经济走向增添了难以预测和控制的风险。对中国、印度、日本等能源进口国来说，这基本上是好事，可以改善财政收支状况;对于依靠能源出口的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来说，则是雪上加霜，会导致收入骤减、货币贬值、资金外流、债务负担加重和财政状况持续恶化。澳大利亚、加拿大、巴西、俄罗斯和南非等体量较大的资源出口经济体尤其需要关注，因为它们的影响面比较广。去年巴西和俄罗斯的GDP分别是3.5%和3.8%的负增长，南非情况也同样堪忧。低油价对美国也未必完全是好事。2015年美国银行给油气行业的贷款大约是2760亿美元，随着原油价格断崖式下跌，其中15%可能会变成“呆账”。而银行损失已经开始外溢至其他经济领域。
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下滑，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冲击不可小觑，特别是对依赖资源出口的国家而言更是致命的打击。而且，一旦这些国家出事，有可能产生系统性风险，危及其他经济体。
地缘政治的负面影响更加突出
地缘政治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今年将更为突出。中东、欧洲、亚洲三大战略板块都有深层次地缘政治矛盾露头，危机潜伏。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大，必定破坏经济环境，抑制投资和贸易，进一步削弱经济发展的动力，这一点毋须赘言。
以西方经济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以及“华盛顿共识”为基础的发展模式出现严重问题后，各国都开始探索新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模式。
2015年，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深入参与全球治理，积极进取，取得了不少进展。譬如，中国牵头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于2016年1月16日在北京正式开张，标志着首次由发展中国家引领的世界金融体系改革的成功。与此同时，丝路基金、金砖国家开发银行、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等新型国际金融机构和安排纷纷出台。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以“共同发展、共同富裕、合作共赢”理念为核心，体现了跨意识形态、跨区域、跨行业的全新国际合作模式，得到包括欧洲大国在内的众多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欢迎。中国的人民币被IMF纳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IMF和世界银行份额改革方案终于如愿以偿。对全球治理体系的这些改革和补充，充分表明全球治理开始从“西方治理”向“东西方共同治理”转变。
2016年，全球治理体制机制改革和国际经贸新规则制定将进入实质性博弈阶段。2016年9月，中国将作为轮值主席国，举办20国集团（G20）杭州峰会。如今G20面临着从全球治理危机应急机制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型的考验，这次峰会，需要交出答卷。
发展道路之争，关系全球治理和国际秩序的重塑，是各国都关心的大事。在世界经济动荡之年，全球治理改革和规则调整直接涉及大国关系和利益调整，牵涉大国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互动。主要大国是真正合作共赢，还是在“零和博弈”的旧思维模式下相互踩脚，今年可能正是“试水之年”。能否避免国强必霸的“修昔底德陷阱”，取决于守成大国与后起大国能否有足够的智慧和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