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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秋季入学到来，我国教育史上再次落下浓重一笔。因为自今年起，全国范围内全部免除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由此标志，城乡统筹的义务教育普惠制度得以确立。
义务教育的基本特点是强制性、普及性和免费性。有资料显示，全球已有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实行免费义务教育。而这种潮流之所以形成，经济上的考量主要有两点：其一，宏观层面上，一国经济社会发展高度正相关于人力资本，以美国为例，1929至1957年间，该国新增教育投资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高达33%；其二，微观层面上，拥有不同人力资本含量的劳动者所获得的收益各不相同，以中国为例，平均每增加一年教育能使个人收入增加11.4%。
实行免费义务教育理当属于集体理性与个体理性的共同选择，但在过去较长时期内，中国的义务教育其实处于名实不相符的尴尬境地，其主要表现为各种名目的乱征乱收屡禁不绝。有学者估测，仅上世纪90年代十年间，全国针对农民征收的“教育附加费”和“教育集资”可能超过1500亿元，此为贫困地区少儿辍学率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之一。
出现上述情况的主要原因有两条：其一，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九年义务教育覆盖的人口却高达2亿左右，再加上医疗、养老等其他社会事业欠帐较多，这就很容易造成收与支之间关系紧张；其二，中国是一个大国，各地情况千差万别，而为了适应这种国情，中国自1985年起转而实行“以县为主”的基础教育管理模式，其后又因县、乡政府责任不清导致广大农村基础教育投资主体进一步下移至乡镇一级，及至本世纪初，后者负担起了全部义务教育投资额的78%。
消除第一条成因需要进行长期的努力，而消除第二条成因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则几乎不再复有疑意。具体来说：从必要性来看，中国的县和县以下政府并不具备与其责任相匹配的财权，再加上不同地区的发展水平极为悬殊，权、责失衡不仅严重损及教育公平，而且也是财政性教育支出占GDP之比始终未能达到预定目标（4%）的最大症结。
除了权、责失衡，“以县为主”模式的不合理性还表现在责、利失衡，因为义务教育作为一种公共投资，其受益对象为全体国民而非仅限于县域居民。关于这一点，其实正可以解释为什么地区经济高速发展却未能带来基础教育显著改善。作为理性经济人，基层政府倾向于将其资源投入基础设施等外部效应范围较小的领域事属必然。
由于看到了上述不合理，中央政府已经着手实施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其基本思路为：第一，明确各级责任，中央地方分担；第二，经费省级统筹，管理以县为主。这些改革之所以能够顺利推行的基础在于，我国财政收入连年取得跨越式发展，且中央和省级财政收入占到全部财政收入六成以上，因此，以中央政府为主的各级政府完全能够承担起对农村义务教育投入的责任。
当然，难题依然很多，譬如说，比之农村义务教育，免除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的工作远为复杂和敏感，究其原因，除了城市居民教育需求更为多元，更大的挑战来自于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就学问题。我们认为，考虑到我国城市中小学人均预算内经费数倍于农村地区的实际情况，当下急切需要的、流入地与流出地之间的衔接机制，只能以比之当前更大的统筹力度去加以探索和完善。
义务教育的基本特点是强制性、普及性和免费性。有资料显示，全球已有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实行免费义务教育。而这种潮流之所以形成，经济上的考量主要有两点：其一，宏观层面上，一国经济社会发展高度正相关于人力资本，以美国为例，1929至1957年间，该国新增教育投资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高达33%；其二，微观层面上，拥有不同人力资本含量的劳动者所获得的收益各不相同，以中国为例，平均每增加一年教育能使个人收入增加11.4%。
实行免费义务教育理当属于集体理性与个体理性的共同选择，但在过去较长时期内，中国的义务教育其实处于名实不相符的尴尬境地，其主要表现为各种名目的乱征乱收屡禁不绝。有学者估测，仅上世纪90年代十年间，全国针对农民征收的“教育附加费”和“教育集资”可能超过1500亿元，此为贫困地区少儿辍学率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之一。
出现上述情况的主要原因有两条：其一，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九年义务教育覆盖的人口却高达2亿左右，再加上医疗、养老等其他社会事业欠帐较多，这就很容易造成收与支之间关系紧张；其二，中国是一个大国，各地情况千差万别，而为了适应这种国情，中国自1985年起转而实行“以县为主”的基础教育管理模式，其后又因县、乡政府责任不清导致广大农村基础教育投资主体进一步下移至乡镇一级，及至本世纪初，后者负担起了全部义务教育投资额的78%。
消除第一条成因需要进行长期的努力，而消除第二条成因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则几乎不再复有疑意。具体来说：从必要性来看，中国的县和县以下政府并不具备与其责任相匹配的财权，再加上不同地区的发展水平极为悬殊，权、责失衡不仅严重损及教育公平，而且也是财政性教育支出占GDP之比始终未能达到预定目标（4%）的最大症结。
除了权、责失衡，“以县为主”模式的不合理性还表现在责、利失衡，因为义务教育作为一种公共投资，其受益对象为全体国民而非仅限于县域居民。关于这一点，其实正可以解释为什么地区经济高速发展却未能带来基础教育显著改善。作为理性经济人，基层政府倾向于将其资源投入基础设施等外部效应范围较小的领域事属必然。
由于看到了上述不合理，中央政府已经着手实施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其基本思路为：第一，明确各级责任，中央地方分担；第二，经费省级统筹，管理以县为主。这些改革之所以能够顺利推行的基础在于，我国财政收入连年取得跨越式发展，且中央和省级财政收入占到全部财政收入六成以上，因此，以中央政府为主的各级政府完全能够承担起对农村义务教育投入的责任。
当然，难题依然很多，譬如说，比之农村义务教育，免除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的工作远为复杂和敏感，究其原因，除了城市居民教育需求更为多元，更大的挑战来自于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就学问题。我们认为，考虑到我国城市中小学人均预算内经费数倍于农村地区的实际情况，当下急切需要的、流入地与流出地之间的衔接机制，只能以比之当前更大的统筹力度去加以探索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