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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社会的两种基本规范，法律与道德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既相互冲突，又相互补充。法治离不开道德的支撑，也不能代替道德的重要作业。“善法之治”要求法律应该具有道德性，但并不意味着道德成为治国的直接依据，法治才是现实的选择。
关键词：法律；道德；法治；德治
在论述如何实现法治与德治结合之前，我们要先说明一下法治与德治的关系，阐述一下法治与德治具有的一致性与互补性。法律与道德是人类社会的两大规范手段。把它们说成是规范手段，是因为它们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能在人们生活中长期发挥效力，指引人们的行为。人們常把法律当作外在规范、硬性规范，而把道德说成是内在规范、软性规范；法律重在治行，道德重在治心；法律是他律，道德是自律；其实，法律与道德除存在一定的区别外，两者在通常情况下是相互联系、相互结合、优势互补的。我们可以把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概括为八个字，那就是：“同质异形，内外共律。”同质，是指二者在政治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为了规范人的行为和各种社会关系；异形，是指二者在表现形式上具有不同特征，道德以人的自觉性和社会舆论为其依存形态，而法律则以明确的法律条文和国家强制力为其依存形态；内外共律，是指道德从人的内心入手解决社会问题，而法律则是从人的外部入手解决社会问题。二者的关系就像中国文化中的阴阳关系一样，具有一内一外，一软一硬，相反相成，一体共治的统一性质。从两者的起源来看，道德在阶级社会之前的原始社会就已经存在。而法律是国家的产物，除了维护社会秩序外，它也具有维护道德的功能。从两者的实质内涵来看，法律以理为核心，以成文的法律规范为主要表现形式，以权利义务的相统一为主要内容，以国家强制为保障。道德以善为核心，以非成文的思想意识为主要表现形式，以利他主义的义务为主要内容，以舆论压力和内心谴责为保障。因此，法律与道德以各自的优势互补来共同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国家的稳定。
通过上文的论述，我们清楚的认识到法治与德治的结合在理论层面上是具有可能性及必要性的。而如何实现法治与德治的结合，笔者试图从立法与司法的角度去分析。
立法要遵守德治的基本思想，实际上就是要立“良法”，即符合道德规范的法。大体可以分为对立法者的法律素质与道德素质的要求以及对立法内容的要求。
立法者作为立法的主体，首先自己就应具备制定良法的主体资格条件，笼统地说就是懂法理，有道德素养，具有高尚品质。总之，他应是具有较强的法律意识和道德意识的一个集合体。当然，我们这里所指的立法者不是指某一个人，而是一个集团，由一个个立法成员组成的立法者的集合。具体要求就是：第一，懂法理。法律作为统治社会的一大规范，其本身就是目的性价值和工具性价值的统一。而且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法律的进一步完善，法律所具有的自身的品质也得到了不断的完善、进化。作为立法者应懂得法律所具有的基本品质、原理、价值。第二，具有以民为本的道德素养。虽然立法法对立法者规定了程序上的限制，但立法行为最终意义上还是立法者的个人行为，立法者的道德良心就成为影响良法产生的重要因素。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立法者要制定出良法，他应既是一个精通法律的法学理论家，又是一个具有较高道德修养的人。
立法内容是直接体现“良法”性质的，关于立法内容上法治与德治的结合，笔者希望提出“民间法”这一概念来作为法治与德治的结合点。也就是说，希望立法者在立法的过程中，充分考虑民间法的作用与积极意义，可以适当的将民间法转化为国家法。而对于这一转化的趋势，我国民法当中公序良俗原则有较好的体现。下面笔者便依据有中国公序良俗第一案称号的泸州市张学英诉蒋伦芳案进行分析。
四川省泸州市某公司职工黄永彬和蒋伦芳1963年结婚。1994年，黄永彬认识了一个名叫张学英的女子，并且在与张认识后的第二年同居。黄永彬在2001年4月18日立下遗嘱，称要将全部财产交给张，并进行了公证。黄去世，张根据遗嘱向蒋索要财产和骨灰盒，但遭到蒋的拒绝。张遂向纳溪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依据继承法的有关规定，判令被告蒋伦芳按遗嘱履行，同时对遗产申请诉前保全。纳溪区人民法院公开宣判，认为：尽管继承法中有明确的法律条文，而且本案中的遗赠也是真实的，但是黄永彬将遗产赠送给“第三者”的这种民事行为违反了民法通则第七条“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破坏国家经济计划，扰乱社会经济秩序”，因此法院驳回原告张学英的诉讼请求。纳溪区人民法院副院长刘波针对该判决谈到：“继承法、婚姻法这些特别法的规定都不能离开民法通则的指导思想。执法机关、审判机关不能机械地引用法律，而应该在充分领会立法本意的前提下运用法律。在判决本案时，我们直接引用民法通则的基本原则，而没有机械地引用继承法的规定，是合情合理的。如果我们按照继承法的规定，支持了原告张学英的诉讼主张，那么也就滋长了“第三者”、“包二奶”等不良社会风气，而违背了法律要体现的公平、公正的精神。”
在这个案例当中，如果我们将法治机械的理解为完全按法律条文治理，那张将会以“第三者”的身份合法取得财产，而黄的合法妻子却对此无能为力。这无疑是不符合道德原则的，是违背德治思想的。在这里，法院援引了民法总则之中的公序良俗原则，突破了继承法、婚姻法的法条规定，我们可以看到一丝民间法的影子在其中。法治与德治通过一个公序良俗原则进行了融合。
法律与道德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它们都以追求公众幸福和人类社会的和谐为共同目标而相互之间形成互补。从而使法治与德治的统一成为当今民主、法制社会治国安民不可缺少的举措。法律和道德是两种不同的社会规范和控制力量，两者的区别是难免的。正因为它们的不同，它们才有了结合的可能，这种结合的可能就是两者的优势互补，只有把两者统一起来，才能形成优势互补。由于时间仓促和本人学识上的浅薄，笔者只针对立法、司法过程中如何实现法治与德治的结合进行了草率的讨论，本文有些地方显得比较肤浅，还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在以后的学习过程中一定还要不断的阅读，完善。
参考文献：
[1]E.搏登海默. 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M]. 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
[2]西方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
[3]张洪丽.依法执政是依法治国的政治保证[J ].价值工程，2010（12）.
[4]李志强.浅议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创新性[J ].价值工程，2010
关键词：法律；道德；法治；德治
在论述如何实现法治与德治结合之前，我们要先说明一下法治与德治的关系，阐述一下法治与德治具有的一致性与互补性。法律与道德是人类社会的两大规范手段。把它们说成是规范手段，是因为它们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能在人们生活中长期发挥效力，指引人们的行为。人們常把法律当作外在规范、硬性规范，而把道德说成是内在规范、软性规范；法律重在治行，道德重在治心；法律是他律，道德是自律；其实，法律与道德除存在一定的区别外，两者在通常情况下是相互联系、相互结合、优势互补的。我们可以把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概括为八个字，那就是：“同质异形，内外共律。”同质，是指二者在政治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为了规范人的行为和各种社会关系；异形，是指二者在表现形式上具有不同特征，道德以人的自觉性和社会舆论为其依存形态，而法律则以明确的法律条文和国家强制力为其依存形态；内外共律，是指道德从人的内心入手解决社会问题，而法律则是从人的外部入手解决社会问题。二者的关系就像中国文化中的阴阳关系一样，具有一内一外，一软一硬，相反相成，一体共治的统一性质。从两者的起源来看，道德在阶级社会之前的原始社会就已经存在。而法律是国家的产物，除了维护社会秩序外，它也具有维护道德的功能。从两者的实质内涵来看，法律以理为核心，以成文的法律规范为主要表现形式，以权利义务的相统一为主要内容，以国家强制为保障。道德以善为核心，以非成文的思想意识为主要表现形式，以利他主义的义务为主要内容，以舆论压力和内心谴责为保障。因此，法律与道德以各自的优势互补来共同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国家的稳定。
通过上文的论述，我们清楚的认识到法治与德治的结合在理论层面上是具有可能性及必要性的。而如何实现法治与德治的结合，笔者试图从立法与司法的角度去分析。
立法要遵守德治的基本思想，实际上就是要立“良法”，即符合道德规范的法。大体可以分为对立法者的法律素质与道德素质的要求以及对立法内容的要求。
立法者作为立法的主体，首先自己就应具备制定良法的主体资格条件，笼统地说就是懂法理，有道德素养，具有高尚品质。总之，他应是具有较强的法律意识和道德意识的一个集合体。当然，我们这里所指的立法者不是指某一个人，而是一个集团，由一个个立法成员组成的立法者的集合。具体要求就是：第一，懂法理。法律作为统治社会的一大规范，其本身就是目的性价值和工具性价值的统一。而且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法律的进一步完善，法律所具有的自身的品质也得到了不断的完善、进化。作为立法者应懂得法律所具有的基本品质、原理、价值。第二，具有以民为本的道德素养。虽然立法法对立法者规定了程序上的限制，但立法行为最终意义上还是立法者的个人行为，立法者的道德良心就成为影响良法产生的重要因素。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立法者要制定出良法，他应既是一个精通法律的法学理论家，又是一个具有较高道德修养的人。
立法内容是直接体现“良法”性质的，关于立法内容上法治与德治的结合，笔者希望提出“民间法”这一概念来作为法治与德治的结合点。也就是说，希望立法者在立法的过程中，充分考虑民间法的作用与积极意义，可以适当的将民间法转化为国家法。而对于这一转化的趋势，我国民法当中公序良俗原则有较好的体现。下面笔者便依据有中国公序良俗第一案称号的泸州市张学英诉蒋伦芳案进行分析。
四川省泸州市某公司职工黄永彬和蒋伦芳1963年结婚。1994年，黄永彬认识了一个名叫张学英的女子，并且在与张认识后的第二年同居。黄永彬在2001年4月18日立下遗嘱，称要将全部财产交给张，并进行了公证。黄去世，张根据遗嘱向蒋索要财产和骨灰盒，但遭到蒋的拒绝。张遂向纳溪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依据继承法的有关规定，判令被告蒋伦芳按遗嘱履行，同时对遗产申请诉前保全。纳溪区人民法院公开宣判，认为：尽管继承法中有明确的法律条文，而且本案中的遗赠也是真实的，但是黄永彬将遗产赠送给“第三者”的这种民事行为违反了民法通则第七条“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破坏国家经济计划，扰乱社会经济秩序”，因此法院驳回原告张学英的诉讼请求。纳溪区人民法院副院长刘波针对该判决谈到：“继承法、婚姻法这些特别法的规定都不能离开民法通则的指导思想。执法机关、审判机关不能机械地引用法律，而应该在充分领会立法本意的前提下运用法律。在判决本案时，我们直接引用民法通则的基本原则，而没有机械地引用继承法的规定，是合情合理的。如果我们按照继承法的规定，支持了原告张学英的诉讼主张，那么也就滋长了“第三者”、“包二奶”等不良社会风气，而违背了法律要体现的公平、公正的精神。”
在这个案例当中，如果我们将法治机械的理解为完全按法律条文治理，那张将会以“第三者”的身份合法取得财产，而黄的合法妻子却对此无能为力。这无疑是不符合道德原则的，是违背德治思想的。在这里，法院援引了民法总则之中的公序良俗原则，突破了继承法、婚姻法的法条规定，我们可以看到一丝民间法的影子在其中。法治与德治通过一个公序良俗原则进行了融合。
法律与道德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它们都以追求公众幸福和人类社会的和谐为共同目标而相互之间形成互补。从而使法治与德治的统一成为当今民主、法制社会治国安民不可缺少的举措。法律和道德是两种不同的社会规范和控制力量，两者的区别是难免的。正因为它们的不同，它们才有了结合的可能，这种结合的可能就是两者的优势互补，只有把两者统一起来，才能形成优势互补。由于时间仓促和本人学识上的浅薄，笔者只针对立法、司法过程中如何实现法治与德治的结合进行了草率的讨论，本文有些地方显得比较肤浅，还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在以后的学习过程中一定还要不断的阅读，完善。
参考文献：
[1]E.搏登海默. 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M]. 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
[2]西方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
[3]张洪丽.依法执政是依法治国的政治保证[J ].价值工程，2010（12）.
[4]李志强.浅议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创新性[J ].价值工程，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