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转型与道德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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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经济的迅猛增长与社会的急剧变迁,对既往的传统文明形成重大冲击,作为现代文明重要内容的道德情操更是遭遇到空前的颠覆。当今中国的文明转型首先面临的任务是道德的重建,道德重建是最基础的重建,唯有在坚实的社会道德基础之上,才能稳健地实现文明转型。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中国传统社会的儒家文明源远流长,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哺育了世代炎黄子孙;而且远播世界,对于人类文明的构建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具有深远的影响。今天,中国的孔子学院遍布五洲四海,孔子作为中华文明的文化符号,赢得了世界各国的普遍认可,在世界多元文明体系中,伴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传统文明在世界上的辐射力和感染力正在不断加强。
  然而,不容忽视的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中国从传统的农耕社会向现代化工业社会的迅猛转变和从过去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渐进过渡,这种双重转型对于中国社会的震撼和冲击是颠覆性的。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日益深化的进程中,中国在全方位融人世界市场的同时,历史经验、文化传统、民族习俗、社会观念等无不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而所有这些挑战,归根结底是对中国传统文明的挑战。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双重转型,使当代中国的文明转型任务愈发凸现,成为我们当前需要认真探讨的重要课题。
  
  文明转型实际上就是精神文明的转型和建设
  
  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最基本的常识。然而,人们的社会意识一旦形成,又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可以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决定和影响人们的社会存在,这就是存在与意识的作用和反作用。一个社会的文明形成亦是如此。所谓文明,最简单的定义就是人类所创造的财富的总和。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人类不仅创造了物质财富,还创造了精神财富,因此人类的文明也可以划分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基础和源泉,而精神文明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在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发挥作用。我们今天所讨论的文明转型问题,实际上指的是精神文明,是要讨论这种精神文明的转型和建设,对于当代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作用和影响。精神文明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容,诸如科学、艺术、文学、教育、生命哲学、人生信仰、道德规范、价值判断等等。
  在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中,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随着生产方式的演进和生产关系的变革,人类的文明也经历了一个由低级向高级递进发展的过程。从最初人类文明的萌芽原始文化,到农耕时代的农业文明,再到伴随着工业革命而出现的工业文明,一直到今天信息时代的知识文明。人类文明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认知世界、抗争自然、完善自身的宝贵财富,是人类立足现实、开创未来的精神力量。
  由于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文明的构建与转型也并非是线性的。尽管在人类发展的宏观历史坐标下,文明转型的历史沿革轨迹清晰可见,但就每一个具体的历史发展时期而言,无论是在世界范围内不同的国家之间,还是在某一个国家内部,文明都是多元的、重叠的,有时甚至是彼此矛盾和对立的。尤其在社会急剧发展和转型的期间,传统的文明遭遇到挑战,新生的文明还未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甚至在这种多元文明的矛盾冲突中,整个社会会出现“文明的空白”,与令人眩目的物质繁荣形成鲜明对照的竟是一片“文明的废墟”。
  以当代中国为例,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社会的急剧转型对曾经在中国社会发展历史进程中发挥着主导作用的传统文明形成了重大冲击。然而,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日益深化的双元经济结构构成其本质的经济特征,无论是生产力的发展,还是生产关系的变迁,所呈现出的差异性是巨大的,在某些方面甚至是骇人听闻的,这种状况也必然会反映到当代中国的文明现状和文明构成上。传统的农耕文明,日渐强势的工业文明以及颇富前瞻性的知识文明同存共在,形成复杂的多元结构。再考虑到面对艰难的“文明抉择”,有人偏好于回头看,试图从对传统的儒家文明的复归中开拓中国复兴的捷径;更有人偏好于向前看,幻想通过嫁接经济发达国家的现代文明加速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我们便可以了解当代中国所面临的“文明困境”,以及实现文明转型的艰难抉择。道德规范是人类社会文明的根基
  作为人类精神宝贵财富的现代文明,包含了丰富的内容,而道德规范则构成了人类社会文明大厦的根基。对于人类社会文明的考察,无论是从历史发展的纵向坐标来回顾,还是对不同国家的横向比较,道德规范都具有最根本的约束力和最普遍的认同感。在社会文明的众多构成要素中,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可以有差异,文化教育的理念可以有不同,人生信仰、价值判断甚至可以是冲突的、对立的,但作为社会文明基石的道德规范却是基本相同的。在人类文明所包含的所有内容中,唯有道德规范可以打破一切种族、文化、宗教、传统的差异和界限,表现出最大的共同性。例如,做人要诚实善良,要守信利他,要孝敬父母、尊重师长、关爱孩童;而不能欺骗、偷盗、杀戳等。所有这些,构成了所有文明共同的基础要素,从而也被称为是文明社会的道德底线。
  道德规范作为社会文明的重要构成因素和基石,对于文明建设和文明转型具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一个民族的道德水准可以在最大程度上折射出这个民族的文明程度,对于一个丧失道德底线的社会,是没有任何文明可言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讨论当代中国的文明转型,应该以道德重建作为起点。
  中国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为世人所瞩目,国民的福利水平也有了明显的提高。但是与此同时,信仰危机、精神荒漠、道德沦丧正在从根本上颠覆现代文明,尤其是随着收入分配差距的不断扩大与弱势群体地位的地位趋于恶化,社会矛盾不断积累,异端事件频繁发生。比如“中国人是在食品中完成了化学扫盲,从大米中认识了石蜡,从火腿中认识了敌敌畏,从咸鸭蛋、辣椒酱里认识了苏丹红,从火锅里认识了福尔马林,从银耳、蜜枣里认识了硫磺酸。今天,三鹿又让同胞知道了三聚氰胺的化学作用。”
  另据新华社报道,2010年12月5日晚,河南省洛阳市洛宁县邮政局长谷青阳酒后驾车,撞死5名青年。据洛宁县公安局负责人介绍,12月5日晚11时30分左右,谷青阳酒后驾单位公车在洛宁县涧口乡政府所在地以北新安虎线路段逆向行驶,连续撞倒正在赶路的7名青少年中的5人,当场撞死3人,另2人送医院后抢救无效死亡。据了解,死亡的4男1女5名青少年中,3名为在校中学生,2名为辍学青少年,最小的13岁,最大的16岁。联想到发生在河北大学校园内“官二代”酒醉驾车撞死两名大学生后还扬言“我爸叫李刚”的骇人事件,怎能不令人在悲恸愤怒之余痛感当今中国社会的世风日下与道德缺失。正如社会舆论所评述的那样:“这种道德感的沦丧与 当下褴个社会面临的道德危机密切相关。不可否认,从某种程度上讲,目前整个社会价值观严重紊乱失真,精神世界一点点失落,道德选择日趋迷惘,道德评价失去准则。只有金钱依然坚挺,依然在支撑着人们最后的那一点尊严。之所以有这样的误解,并非民众自甘堕落,而是一个时期以来社会现实的启发、诱导所致。当效率、功利成为人生的全部意义之后,必将丧失对现实生活批判和超越的能力,精神的迷失、道德的错位也必然如影随形。”
  由此我们看到,在当前的中国社会,无论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起伏跌宕的商贾大亨,还是在权力场上宦海沉浮的弄潮精英;无论是曾经经历了“十年动乱”腥风血雨洗礼的年长一辈,还是以“80后”冠名的在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新人,无不深陷在一种信仰残缺、道德紊乱的危机状态中。这是我们今天在探讨文明转型问题时所面临的严峻挑战,道德重建的重任已经迫在眉睫。
  
  以“人”为核心进行道德重建
  
  面对社会普遍的精神危机、道德缺失,道德重建的任务可谓是百废待兴、千头万绪,我们认为必须从最基本的道德建设开始。从“十年动乱”对传统道德文化的全盘否定,到改革开放以来对西方道德文明的盲目追捧,到底应该建立一种什么样的社会道德价值体系,是我们面临和需要首先解决的问题。
  我们认为,对于当代中国的道德重建工作,必须要遵循两个基本原则:第一,从人类的普遍人性出发,最大限度地吸取世界各国文明建设的优秀成果,从最基础的道德要素进行构建。第二,要坚持以人为本,以人的基本权利的尊重和人的基本素质的提升为首要目标。正是从这两个原则出发,道德重建应首先着重以下几个方面。
  平等观念。平等观念是现代社会道德观念的基石,人生而平等的信念是现代文明的核心内涵。对人的尊重说到底就是对人的平等权利的尊重。中国作为一个具有着几千年封建传统的国家,人身依附关系在家庭生活、社会生活、经济生活、政治生活中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尤其在今天,经济收入、权力分配、资源占有、教育程度、职业选择等,所有这些有形与无形的差别,都在维持和强化这种不平等。且不说权力阶层的等级观念,以势压人,就是所谓“官二代”醉驾撞人致死,竞以为一句“我爸叫李刚”便可以逃之夭夭,真是令人汗颜。
  在经济领域,早在200年前,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出版,标示着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诞生。斯密对经济学的最大贡献,就是阐述了市场经济最基本的法则——等价交换的法则,并把这一法则视为市场经济的灵魂。没有等价交换,市场经济的一切活动都无从谈起。等价交换就是要依据商品所包含的内在价值,在交换时必须支付其等价。反过来,如果消费者支付了商品的价值,厂商就要提供质量相等的商品。对于任何一个现代社会,平等观念都是一杆秤,它可以衡量出人心的善恶,社会的梁稗。因此,平等观念是现代道德重建的第一块基石。
  诚信原则。诚信是市场经济的铁律。市场经济从本质上来讲就是信用经济,马克思早就讲过,如果没有信用作为杠杆,恐怕直到目前,世界上也不会出现第一条铁路:在中国的传统文明中,并非不重视诚信,中国自古就有“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之说。但是,在当今的中国社会,诚信有时候却成为了一种难得一见的奢侈品,甚至对人以诚相见被认为是简单幼稚、不谙世事之举。谎话满腹、空话连篇、阳奉阴违、双重人格则被视为社会的常态。诚信是社会生活的粘合剂,家庭和睦、团队精神、企业文化、民族团结、国家兴盛,无不建立在家庭成员、企业员工、国民大众彼此间的相互信赖之中。一个失信的家庭是最不幸的家庭,一个失信的民族是没有未来的民族,重建诚信,是摆在每一位国民、每一个企业、每一级政府面前基本任务,也是道德重建的当务之急。
  敬畏心理。我们通常所讲道德要有底线,道德底线源于两种心理的作用。第一是自律心理,第二是敬畏心理,说到底,自律最终还是来源于敬畏。西方人通常都敬畏上帝、敬畏鬼神。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一不信上帝,二不信鬼神。唱彻世界的《国际歌》就告诫我们: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全靠我们自己!然而,从一般人性的道德规范出发,人是要具备敬畏心理的。没有敬畏,就没有道德的底线,就没有行为的约束,就没有社会的和谐稳定。
  在物欲横流的今天,人总该敬畏些什么。
  首先要敬畏生命。生命现象是自然界中最复杂的现象,也是最神秘的现象。生命苦短,青春不再。“人的生命是宝贵的,宝贵的生命对人只有一次”(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我们要珍惜生命、热爱生命,要去积极地开创有意义的人生。然而在当今的中国,很多人无视生命的珍贵,就如我们前面所提及的案例,这些人用酒精来麻痹自己,用交通肇事去屠杀别人,因为轻视生命才尽显出生命的脆弱。更有很多年轻人,不顾亲人的感受,不想社会的责任,动不动就自寻短见,觅死轻生。
  其次要敬畏法规。市民社会是一个契约社会,是依赖法律法规来约束的社会。法制和竞争是支撑市场经济的两翼,二者缺一而不可。当代中国的问题倒不在于缺乏法律,问题的弊端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知法犯法。中国的儒家文明历来就有“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之说,然而在社会主义法制的今天,这种封建遗风依然是甚嚣尘上。这一点在当今中国的司法腐败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第三要敬畏舆论。在现代市民社会,公众舆论是民心所在、民意所达、民情所致。公众舆论最重要的功能在于监督的作用,尤其是权力阶层,要以舆论为鉴身之镜、畏之如虎、矫心正身、闻过则喜。而不能像某些人那样,无视舆论、一意孤行、媚上欺下、背离民意。
  感恩精神。感恩的精神严格来讲并非是一种社会情感,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它是一种在动物界都可以发现的本能。人类的社会性并不在于将这种精神发扬到极致,而恰恰表现为对于这一精神的背离。中国自古就讲究受人滴水之恩应当涌泉相报,而在现实中,我们听到、看到更多的却是知恩不报,甚至是恩将仇报。退一万步讲,一个人可以没有平等之心,不顾法制之律,缺乏敬畏之情,但是作为一个人,却不能没有感恩之念。一个人只有怀抱感恩之心,才具有一颗鲜活的心灵。
  怀抱感恩的精神,首先就是感激父母的养育之恩。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为青丝暮成雪。父母的养育之恩,终生难以报答,唯有少小努力学习,青春积极创业,成年倾心尽孝方能回报万千之一。而当今很多年轻人,不念父母养育之恩,不思前辈骨肉亲情,只是一味索取,不付点滴回报,甚至已过而立之年,仍不离父母庇护之荫,甘为“啃老一族”。
  其次是要感激师长。在中国的传统文明中,历来尊师重道。讲究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俗话说,子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老师从来被称为是勤劳的园丁,教诲之恩,终生难忘。而现在一些年轻学生对师长的态度过于功利,缺乏应有的尊重,更谈不到感恩戴德了。
  第三,要感恩人民。我们的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我们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人民是大地,人民是 母亲,是人民哺育了我们,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因此我们对于人民要深怀感恩之心,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要急人民之所急,想人民之所想,解人民之所难,帮人民之所需。而不能将自己凌驾于人民之上,更不能以人民的名义为自己谋取私利。
  宗教情怀。真善美是全人类永恒的追求。什么是真善美。科学是真,宗教是善,艺术是美。真善美构成了人类文明最华美的乐章。我们在此谈到宗教,不是作为一种信仰,仅仅是作为一种情怀,作为一种对善的向往和追求。近期以来,媒体盛议“带教堂的市场经济”,遍访哈佛、耶鲁、牛津、剑桥等世界顶尖大学后,有人也总结“没有教堂的大学就不是世界一流大学”。在这里,“教堂”仅仅是一个隐喻,是在教化人们要诚心向善,要从善如流。古人云:人之初,性本善。然而在当今社会,从善并非易事,中国自古又有“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的古训。很多世人以功利之心来衡量行善之事,总是认为从善便是吃亏。而有了宗教情怀、悲悯之心后,从善便成为了一种内心的渴求,精神的寄托,生命的升华。从奥运志愿者,到奋战在汶川抗震第一线上救死扶伤的英雄儿女,无不是大善大爱,无我唯他。当整个社会都能够以慈悲为怀的时候,那些丧尽天良的毒奶粉便会无处藏身了。
  慈善文化。市场经济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竞争提高了效率,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与此同时,也造成了差别,在不同的阶层之间,收入分配的差距愈发增大。在经济发达国家,这个差距在很多情况下是由第三次分配来弥补的。即由社会的富裕阶层通过捐献自己的财富来救助贫困阶层摆脱贫困的境遇。
  在西方,慈善文化源远流长,慈善榜与富豪榜是同一张社会名片的两面,像大家所熟知的比尔·盖茨,既是全球首富,亦是全球首善,在他本人年富力强,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便以裸捐的方式将其全部财产捐献给基金会,全部用于救助贫困的慈善事业。今年以来,盖茨伙同巴菲特在美国发起倡导富豪将自己的一半财富捐献的活动,并结伴来到中国,通过举办慈善晚宴和中国的富豪交流从事慈善事业的心得并取得了广泛的共识。为中国慈善文化的传播,慈善事业的振兴提供了借鉴。
  综上所述,道德重建是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全体国民的共同努力,本文只是涉及了最为基础的六个方面,但只要我们认真去实践,便会为文明的转型奠定坚实的根基。(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中国人民大学发展中国家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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