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早上l小时国学、1小时数学、20分钟英语；下午“随性而为”，有时到公园边玩边写生，有时在小区游泳或者攀岩。这是6岁的彤彤（化名）每天的“课程表”。每天小区里的学校响起上课铃时，她也打开课本。不同的是，彤彤的课本是《论语》之类的书籍，课桌是饭桌，老师是她的妈妈。
据粗略统计，像彤彤这样“在家上学”的孩子在国内目前大约有2000人。相比同龄人，这个群体小到可以忽略不计。但据有关教育研究报告，热衷、观望、积极探讨这种新教育方式的“旁观者”越来越多。
记者调查发现，“在家上学”不仅存在于法律的灰色地带，而且不管是践行者还是旁观者，都有着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心。他们既对传统学校教育不满意，又不敢贸然走上这条叛离的路。缘起对传统学校教育的厌恶
彤彤还有一个姐姐，在广州市某公办小学念三年级。
“有时和她说一些学校里的事情，聊聊天，我会很惊讶学校教育的呆板。”这位两个女儿的母亲说，正是在大女儿身上感受到传统学校的束缚、僵硬，所以到了彤彤读书时，夫妻俩决定开辟一块试验田——让小女儿在家上学。
每天学校打铃上课，彤彤也会打开课本。早上语文、数学、英语，一共两个半小时，连上中间休息，从早上8时上到11时。语文主要是国学，英语用的是国外的绘本教材，其他时间都在玩。“下午有时练字，有时到外面写生，或者去跑跑、跳跳，做一些户外活动。”
几个月下来，彤彤母亲还很难判断这个试验是否算得上成功，“但起码她接触外界的机会更多，性格也更开朗，更容易接受新鲜事物，包括新的知识。”
“小学阶段学多少知识可能还是其次，反而人格塑造是关键，但学校未必能做到。”彤彤母亲说，这一点也是她期望自己这块试验田能结出的最大的果。
相比起彤彤父母的“洒脱”，肖杰（化名）父亲的决定就艰难得多。
肖杰今年9岁。当他3年前像普通孩子那样入读小学一年级时，作业越来越多，晚上常常做到11时，第二天6点就得起床，情绪越来越低落。
“上学后的儿子好像没有思考空间，连玩游戏都提不起兴趣，每天被作业压得停不下来。”肖杰父亲说，“那么小的孩子看着都心疼。”
肖杰父亲初中毕业后很长时间都在工厂打工，后来自学了广告业务，如今是佛山一家广告公司的业务主管。个人经历也让他看到另一种教育模式的可行性。
经过两个多月的思考，他向家里人宣布了自己的想法：让孩子在家上学。
意料之中，老一辈的反对声不绝于耳：“你是你，你的孩子是你的孩子”，“时代不同了，你以为现在靠自学可以吗”，“你自己定性了，不要耽误孩子”，“不去学校谁来教，怎么学”……
解释、拉锯、举例，折腾了将近1个月，老人家才勉强同意让孙辈尝试“在家学习”，“稍有不妥，就得回校去！”
尽管对这样的教育模式抱有信心，但肖杰父亲也不得不承认自己是传统教育的“逆行者”。而且这个最早的榜样来自“童话大王”郑渊洁，他让儿子郑亚旗从小学辍学，然后自编教材在家教育。
“新的路在哪里不知道，但这条路是不行的，所以没有犹豫，哪怕有阻挡和不理解。”一位曾在世界500强担任中层管理职务的“海归”母亲，为了孩子的教育毅然放弃高薪，决定在家给孩子当老师。在她眼里，现在的教育变得越来越功利。“如果成绩差就会被贴上‘差生’的标签，孩子从小就会对自己失去信心。”
记者调查发现，大部分给孩子选择“在家上学”的家长主要是对“分数至上”、课业负担过重等长期存在问题的厌恶，也有一小部分是希望“因材施教”。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往往先是发现孩子在学校不适应，继而才接触体制外的教育，并最终选择脱离传统学校教育。
试验的困惑
既可以学习新知，也可以让孩子快乐成长，这使得“在家上学”看上去很美。那现在有多少孩子或家庭在耕耘着这样一块试验田呢？
2013年8月24日，一场“学在民间：在家上学·多元教育国际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发布了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担任负责人的《中国在家上学研究报告》。
这份报告介绍，当前活跃在中国内地的在家上学群体规模大约为1.8万人，这主要是指对在家上学感兴趣、通过网络等方式探讨、交流这一话题的人数规模。而根据“在家上学联盟”网站的粗略统计，正在实践“在家上学”的人数约为2000人。主要集中在小学阶段，其中浙江、广东、北京数量最多。
记者走访发现，国内“在家上学”的模式一股可分为两大类：一是孩子纯粹地在家接受教育，父母会在他们低年级阶段充当老师的角色，中高年级阶段则会以家教或自学为主；另一类是孩子进入私塾接受教育，这类私塾通常也是由前一类型发展而成，相同需求的家长聚集在一起，甚至出现小规模的学校，比如华德福、夏山学校等，他们都有相似的文化和教育理念背景。
但不管是哪一种类型，相对于中国学龄儿童总数，2000人实在是一个极其微小的群体，许多普通家庭甚至不会感觉到他们的存在。即使发现了，也觉得不可思议。
更重要的是，无论是实践者还是旁观者都有对未来不确定的担心和困惑，他们既对传统学校教育的不满，又不敢贸然走上完全叛离的道路。这样的不确定，从某种程度上看，都戳到了这个新生试验的痛处。
首先是体制内外的衔接问题。
2009年，蔓福（化名）与丈夫在中山办了所国学馆。次年，儿子没有出现在小学五年级的课堂上，而是在国学馆，爸妈亲自上阵给儿子讲课。一年后，蔓福想检验一下儿子的学习成果，让他参加学校五年级期末考试，结果：英语33分，数学70分。
之后老师打来电话，爷爷奶奶不断敦促，儿子又回到学校读六年级，英语成绩马上就进步了许多。
分数究竟能不能说明问题？退学还是返校？3年来，蔓福在孩子是否在家上学的问题上不断徘徊，游离不定。 一套试题、一段年级测试或许并不能说明太多问题，但已经“吃了第一口螃蟹”的父母更关心的是“高等教育”的衔接。
肖杰父亲的计划是，“低年级自己教，高年级请专业老师来家教，高中课程完成后就以社会人员参加高考。”
但有些家长更倾向“先参加自学考试获得本科文凭，再考研究生”。
其次是成才的困惑，对“在家上学”来说也是更大的挑战。
北京大学毕业的陈俪于2001年决定让3个孩子在家上学，由她亲自辅导。尽管如今大儿子已经考入美国埃默里大学，但她也坦承，在家上学最难以克服的问题就是孩子的孤独。“幸好他们是三兄妹，如果是独生子女，在家上学估计很难。”
据了解，对于没有去私塾的在家教育来说，孩子的竞争意识、团队意识和交往能力等素质往往难以得到充分培养。不少专家针对在家教育的分歧并不是针对知识的获取上，而是对学龄儿童能否顺利过渡到社会化的担忧。
肖杰父亲也有这样的忧虑，他担心随着儿子渐渐长大，会缺少基于亲密同学关系建立起的友谊。
这也让陈俪意识到，教育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不仅仅是知识的学习，还包括对思想价值的塑造、对社会环境的适应，等等。“教育远没有想象中的简单。”不安的未来
“在家上学”存在一个极大的隐忧，那就是它一直处于法律的灰色地带。而且“绝大部分家长对教育一知半解。即使一些高学历的家长，知道的也只是皮毛或者一些学科知识，没有从整体上掌握教育的规律。”
正因为有着种种的担心、困惑和问题，选择“在家上学”的家庭往往避免张扬，只有在“在家上学”家长集中的网络平台和自主交流会上，他们才会浮出水面。其中“在家上学联盟”网站和相关的QQ群，是这些家长最集中的地方。
据介绍，大理的新式教育崛起于2010年，当时几乎全国一半以上从体制内教育模式走出来的家庭都汇聚于此。2011年，第一届“在家上学”研讨会在大理苍山学堂举行。如今3年多过去，到大理寻找新式教育的家长和孩子来来去去.真正留下来或者到别的地方践行这样教学模式的，屈指可数。
记者申请加入了其中的“广州在家上学联盟”QQ群，发现，群内绝大多数网民对“在家上学”持观望态度居多，其中能够理性思考并提出“在家上学”教学方案和计划的也都是极少数。群主在对其7岁孩子的在家教育过程中，也坦承用的是公办学校的教材，“但我不会那么死板，会灵活一点。”至于将来随着孩子年龄增长、课程难度加大之后怎样授课，他表示，暂时还没有想那么远。
记者通过观察众多家长的交流发现，大多数家长都认为“在家上学”零门槛，因为孩子有向上的天性，只要家长真心爱孩子，肯定会给孩子最好的东西。至于走到哪一步，就“边走边看，及时调整”。但探讨“在家上学”需要解决好教材选用、教师资质、课程安排、学习伙伴等问题时，应者寥寥。
除此之外，“在家上学”还存在一个极大的隐忧，那就是它一直处于法律的灰色地带。根据中国的《义务教育法》规定，入学接受义务教育是每个适龄儿童、少年的权利与义务，并且“适龄儿童、少年的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当依法保证其按时入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
长年从事中小学教育研究的广东省政府督学李伟成指出，作为一种游走于法律边缘的现象，“在家上学”存在一定的风险，不宜推广，但部分家长对此显得过度自信。“绝大部分家长对教育一知半解，即使一些高学历的家长，知道的也只是皮毛或者一些学科知识，没有从整体上掌握教育的规律。”
他认为，孩子的成长过程是不可逆的，一旦失去了某个发展阶段就不可能重来，家长进行“教育实验”必须极为谨慎。
不可否认的是，目前社会对“在家上学”有明显的需求。不少专家指出，虽然目前我国各阶段的教育均呈现良性发展，但一些家长反映出的对传统学校教育的失望，应该引起关注和反思。
杨东平是国内最早关注“在家上学”现象的教育学者之一。他认为这样的需求主要是因目前教育界存在的一些不良现象让家长不满，直至选择以“逃离学校”的方式来回避恶性的教育竞争。同时，由于“在家上学”出现时间不长，还没有“毕业生”，他认为很难判断“在家上学”的优劣，不过社会应该宽容多样化的教育方式。
“这种现象的存在有一定的合理性，教育主管部门不能简单地认为它不符合《义务教育法》就完全否定。”李伟成说，有关部门对这些新诉求、新现象应提高重视，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专门针对这些问题的研究。
他建议研究部门和主管部门应当重视这些诉求，尽快拿出指导性的意见。“比如对那些坚持‘在家上学’的，我们学区的学校要怎样跟他沟通、社会上的教育机构如何对他进行指导，这些都是必须要有的。”
摘自《南方日报》
据粗略统计，像彤彤这样“在家上学”的孩子在国内目前大约有2000人。相比同龄人，这个群体小到可以忽略不计。但据有关教育研究报告，热衷、观望、积极探讨这种新教育方式的“旁观者”越来越多。
记者调查发现，“在家上学”不仅存在于法律的灰色地带，而且不管是践行者还是旁观者，都有着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心。他们既对传统学校教育不满意，又不敢贸然走上这条叛离的路。缘起对传统学校教育的厌恶
彤彤还有一个姐姐，在广州市某公办小学念三年级。
“有时和她说一些学校里的事情，聊聊天，我会很惊讶学校教育的呆板。”这位两个女儿的母亲说，正是在大女儿身上感受到传统学校的束缚、僵硬，所以到了彤彤读书时，夫妻俩决定开辟一块试验田——让小女儿在家上学。
每天学校打铃上课，彤彤也会打开课本。早上语文、数学、英语，一共两个半小时，连上中间休息，从早上8时上到11时。语文主要是国学，英语用的是国外的绘本教材，其他时间都在玩。“下午有时练字，有时到外面写生，或者去跑跑、跳跳，做一些户外活动。”
几个月下来，彤彤母亲还很难判断这个试验是否算得上成功，“但起码她接触外界的机会更多，性格也更开朗，更容易接受新鲜事物，包括新的知识。”
“小学阶段学多少知识可能还是其次，反而人格塑造是关键，但学校未必能做到。”彤彤母亲说，这一点也是她期望自己这块试验田能结出的最大的果。
相比起彤彤父母的“洒脱”，肖杰（化名）父亲的决定就艰难得多。
肖杰今年9岁。当他3年前像普通孩子那样入读小学一年级时，作业越来越多，晚上常常做到11时，第二天6点就得起床，情绪越来越低落。
“上学后的儿子好像没有思考空间，连玩游戏都提不起兴趣，每天被作业压得停不下来。”肖杰父亲说，“那么小的孩子看着都心疼。”
肖杰父亲初中毕业后很长时间都在工厂打工，后来自学了广告业务，如今是佛山一家广告公司的业务主管。个人经历也让他看到另一种教育模式的可行性。
经过两个多月的思考，他向家里人宣布了自己的想法：让孩子在家上学。
意料之中，老一辈的反对声不绝于耳：“你是你，你的孩子是你的孩子”，“时代不同了，你以为现在靠自学可以吗”，“你自己定性了，不要耽误孩子”，“不去学校谁来教，怎么学”……
解释、拉锯、举例，折腾了将近1个月，老人家才勉强同意让孙辈尝试“在家学习”，“稍有不妥，就得回校去！”
尽管对这样的教育模式抱有信心，但肖杰父亲也不得不承认自己是传统教育的“逆行者”。而且这个最早的榜样来自“童话大王”郑渊洁，他让儿子郑亚旗从小学辍学，然后自编教材在家教育。
“新的路在哪里不知道，但这条路是不行的，所以没有犹豫，哪怕有阻挡和不理解。”一位曾在世界500强担任中层管理职务的“海归”母亲，为了孩子的教育毅然放弃高薪，决定在家给孩子当老师。在她眼里，现在的教育变得越来越功利。“如果成绩差就会被贴上‘差生’的标签，孩子从小就会对自己失去信心。”
记者调查发现，大部分给孩子选择“在家上学”的家长主要是对“分数至上”、课业负担过重等长期存在问题的厌恶，也有一小部分是希望“因材施教”。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往往先是发现孩子在学校不适应，继而才接触体制外的教育，并最终选择脱离传统学校教育。
试验的困惑
既可以学习新知，也可以让孩子快乐成长，这使得“在家上学”看上去很美。那现在有多少孩子或家庭在耕耘着这样一块试验田呢？
2013年8月24日，一场“学在民间：在家上学·多元教育国际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发布了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担任负责人的《中国在家上学研究报告》。
这份报告介绍，当前活跃在中国内地的在家上学群体规模大约为1.8万人，这主要是指对在家上学感兴趣、通过网络等方式探讨、交流这一话题的人数规模。而根据“在家上学联盟”网站的粗略统计，正在实践“在家上学”的人数约为2000人。主要集中在小学阶段，其中浙江、广东、北京数量最多。
记者走访发现，国内“在家上学”的模式一股可分为两大类：一是孩子纯粹地在家接受教育，父母会在他们低年级阶段充当老师的角色，中高年级阶段则会以家教或自学为主；另一类是孩子进入私塾接受教育，这类私塾通常也是由前一类型发展而成，相同需求的家长聚集在一起，甚至出现小规模的学校，比如华德福、夏山学校等，他们都有相似的文化和教育理念背景。
但不管是哪一种类型，相对于中国学龄儿童总数，2000人实在是一个极其微小的群体，许多普通家庭甚至不会感觉到他们的存在。即使发现了，也觉得不可思议。
更重要的是，无论是实践者还是旁观者都有对未来不确定的担心和困惑，他们既对传统学校教育的不满，又不敢贸然走上完全叛离的道路。这样的不确定，从某种程度上看，都戳到了这个新生试验的痛处。
首先是体制内外的衔接问题。
2009年，蔓福（化名）与丈夫在中山办了所国学馆。次年，儿子没有出现在小学五年级的课堂上，而是在国学馆，爸妈亲自上阵给儿子讲课。一年后，蔓福想检验一下儿子的学习成果，让他参加学校五年级期末考试，结果：英语33分，数学70分。
之后老师打来电话，爷爷奶奶不断敦促，儿子又回到学校读六年级，英语成绩马上就进步了许多。
分数究竟能不能说明问题？退学还是返校？3年来，蔓福在孩子是否在家上学的问题上不断徘徊，游离不定。 一套试题、一段年级测试或许并不能说明太多问题，但已经“吃了第一口螃蟹”的父母更关心的是“高等教育”的衔接。
肖杰父亲的计划是，“低年级自己教，高年级请专业老师来家教，高中课程完成后就以社会人员参加高考。”
但有些家长更倾向“先参加自学考试获得本科文凭，再考研究生”。
其次是成才的困惑，对“在家上学”来说也是更大的挑战。
北京大学毕业的陈俪于2001年决定让3个孩子在家上学，由她亲自辅导。尽管如今大儿子已经考入美国埃默里大学，但她也坦承，在家上学最难以克服的问题就是孩子的孤独。“幸好他们是三兄妹，如果是独生子女，在家上学估计很难。”
据了解，对于没有去私塾的在家教育来说，孩子的竞争意识、团队意识和交往能力等素质往往难以得到充分培养。不少专家针对在家教育的分歧并不是针对知识的获取上，而是对学龄儿童能否顺利过渡到社会化的担忧。
肖杰父亲也有这样的忧虑，他担心随着儿子渐渐长大，会缺少基于亲密同学关系建立起的友谊。
这也让陈俪意识到，教育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不仅仅是知识的学习，还包括对思想价值的塑造、对社会环境的适应，等等。“教育远没有想象中的简单。”不安的未来
“在家上学”存在一个极大的隐忧，那就是它一直处于法律的灰色地带。而且“绝大部分家长对教育一知半解。即使一些高学历的家长，知道的也只是皮毛或者一些学科知识，没有从整体上掌握教育的规律。”
正因为有着种种的担心、困惑和问题，选择“在家上学”的家庭往往避免张扬，只有在“在家上学”家长集中的网络平台和自主交流会上，他们才会浮出水面。其中“在家上学联盟”网站和相关的QQ群，是这些家长最集中的地方。
据介绍，大理的新式教育崛起于2010年，当时几乎全国一半以上从体制内教育模式走出来的家庭都汇聚于此。2011年，第一届“在家上学”研讨会在大理苍山学堂举行。如今3年多过去，到大理寻找新式教育的家长和孩子来来去去.真正留下来或者到别的地方践行这样教学模式的，屈指可数。
记者申请加入了其中的“广州在家上学联盟”QQ群，发现，群内绝大多数网民对“在家上学”持观望态度居多，其中能够理性思考并提出“在家上学”教学方案和计划的也都是极少数。群主在对其7岁孩子的在家教育过程中，也坦承用的是公办学校的教材，“但我不会那么死板，会灵活一点。”至于将来随着孩子年龄增长、课程难度加大之后怎样授课，他表示，暂时还没有想那么远。
记者通过观察众多家长的交流发现，大多数家长都认为“在家上学”零门槛，因为孩子有向上的天性，只要家长真心爱孩子，肯定会给孩子最好的东西。至于走到哪一步，就“边走边看，及时调整”。但探讨“在家上学”需要解决好教材选用、教师资质、课程安排、学习伙伴等问题时，应者寥寥。
除此之外，“在家上学”还存在一个极大的隐忧，那就是它一直处于法律的灰色地带。根据中国的《义务教育法》规定，入学接受义务教育是每个适龄儿童、少年的权利与义务，并且“适龄儿童、少年的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当依法保证其按时入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
长年从事中小学教育研究的广东省政府督学李伟成指出，作为一种游走于法律边缘的现象，“在家上学”存在一定的风险，不宜推广，但部分家长对此显得过度自信。“绝大部分家长对教育一知半解，即使一些高学历的家长，知道的也只是皮毛或者一些学科知识，没有从整体上掌握教育的规律。”
他认为，孩子的成长过程是不可逆的，一旦失去了某个发展阶段就不可能重来，家长进行“教育实验”必须极为谨慎。
不可否认的是，目前社会对“在家上学”有明显的需求。不少专家指出，虽然目前我国各阶段的教育均呈现良性发展，但一些家长反映出的对传统学校教育的失望，应该引起关注和反思。
杨东平是国内最早关注“在家上学”现象的教育学者之一。他认为这样的需求主要是因目前教育界存在的一些不良现象让家长不满，直至选择以“逃离学校”的方式来回避恶性的教育竞争。同时，由于“在家上学”出现时间不长，还没有“毕业生”，他认为很难判断“在家上学”的优劣，不过社会应该宽容多样化的教育方式。
“这种现象的存在有一定的合理性，教育主管部门不能简单地认为它不符合《义务教育法》就完全否定。”李伟成说，有关部门对这些新诉求、新现象应提高重视，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专门针对这些问题的研究。
他建议研究部门和主管部门应当重视这些诉求，尽快拿出指导性的意见。“比如对那些坚持‘在家上学’的，我们学区的学校要怎样跟他沟通、社会上的教育机构如何对他进行指导，这些都是必须要有的。”
摘自《南方日报》